试论中国高教改革的动力

　　当今，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力量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国家意志。为适应日益严酷的国际竞争对人才的需求，国家需要不断调整教育体制来适应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变化，以提高教育的效率和规模，而核心在于培养出一批世界顶尖级人才。二是民众吁求。长期以来，高等教育领域种种不合理的东西，引发群众不满和非议，如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收费问题、扩招问题等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群众吁求。三是知识精英的倡导。代表各个不同阶层意志的知识精英，是民族最为敏感的神经，在责任感和良知的驱动下，他们所发出的变革声音，是众声喧哗中最为理智的。以上三种变革力量，互相交织，互相作用，演绎成丰富复杂的现实场景。国家在政策层面所必需的慎重和稳健，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话语权，使得国家在政策层面上有时会滞后于实际的改革要求。民众基于现实感受的变革吁求，纷乱芜杂，有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不能形成一致的改革方案。知识精英在改革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者，也是民众吁求的诠释者，改革的实际进程，往往表现为代表不同阶层意志的知识精英博弈的过程。
　　一国家意志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成为人们关心和瞩目的话题。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刺痛了每个关心教育的中国人的神经，也引起了政府高层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为了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在政策层面上政府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部署了在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近年来，对高等教育的质疑和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不乏激烈的言辞。常言道：爱之深，责之切，其激烈的言辞中包含的热切期待是令人感动的。概略归纳一下公众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大学管理的行政干预过多方面，与之相关涉的是对我国高等院校培养人才能力的质疑。朱清时说：“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壮大，历经了天翻地覆的发展。在1949年以前，即民国时期共38年的时间里，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总数是25.5万人，平均起来则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不到7000人。而仅仅2008年一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就有5万多，数量上位列世界第一，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人数的7倍。同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达到559万，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人数的800倍左右。高等教育的规模越来越大，也意味着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按常理，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大师级人物应该越来越多才对，但现在的情况很尴尬，像李政道、钱学森这样的大师，却迟迟没有冒出来。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现在为何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1]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状况，学者们的意见最终都指向了国家的教育改革层面：“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甚大，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一定要改变。”[2]
　　应该说学者与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质疑之声，对推动国家层面的高教改革是有很大作用的。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从追求理想的“应如何”到立足现实国情的“能够如何”，其间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儿。专家学者的声音往往代表了“应如何”，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蓝图，政治家的决策往往需要关注“能够如何”，在各种权力关系中修改、增减、变更“应如何”的蓝图。从民间的层面上说，有些人认为高教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不容有讨论的余地了。我们也应该理解，对于教育的主管部门来说，在改革的各项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是不适宜推动全面改革的。张伟江指出：“近期‘放权自主’等呼声甚多。但是，包括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高等院校或机构以及相关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吗？大家知道，基本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协调人类所有活动的准则，其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全社会性质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二是高等教育体系依法完善的内部规章和执行能力；三是参与人员的遵法意识和行为。显然，我们与之相差甚远。高等教育的系统特性要求教育管理结构系统与之相应，即除了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外，还要有高水平的教育科研、教育考核与教育评估机构。目前，全国具有这样结构的省市还不多，而我们的教育评估或称质量控制、绩效评定在国际上还是个‘弱者’，在国际评估组织中仅是个参与者，而且还缺乏教育评估理论与技术支撑。高等教育的系统特性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其他部门机构始终保持密切有效的合作。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水平，由于传统和机制约束，这种合作还停留在低水平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离高等教育强国还很远。”[3]在改革条件不太成熟的情况下，进行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革是不妥的，张斌贤说：“就当前而言，我们所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对学校、教育的一味批评、指责，有时甚至是非常情绪化和武断的责难，教育改革和发展缺乏一种同情、理解、宽容、合作的建设性的社会舆论环境。这就造成了学校、教育发展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长此以往，将对我国的教育事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害。”[4]
　　凝聚改革共识，减少情绪化的冲动，对于国家层面的高教改革来说是目前必须的。“‘改革’未必就是一个褒义词，它有可能带来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更可能导致社会的恶化与退步。因为任何改革的动机，都是源自对现状的不满意，对现行的政策、制度、体系等要‘修而改之’；而‘修改’的方向可能是这样那样的，可能‘改’得更激进、更左、更疯狂，也可能‘改’得更保守、更右、更稳妥。”[5]我们要在大学办学理念上有新突破，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上有新规划，在学术组织模式上有新探索，在师资结构与水平方面有新跃进，都有赖于高等教育体制的历史性突破，这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必须在国家意志的层面才能完成。
　　二民众吁求
　　民众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的声音，是高教改革必须实施的强大民意表现。在网络时代，民众的意见往往会汇聚成某种程度的公众舆论，从而影响对事物的评判和认识，并成为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推力。
　　当前，对高等教育批评的声音很多，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不公平。北京、上海等地著名高校对本地区考生的倾斜性政策，近十多年来引发的热烈讨论和两会代表的不断提案，就是高等教育入学门坎不公平的一个显著例子，还有诸如点招等政策也都有不公平的地方。二、商业化。为了商业目的，不顾实际的教育资源如何，盲目扩招，开设新专业，将教育变成产业变成公司来经营，使高等教育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大为减弱，金钱关系的色彩大为浓重。在许多高校，不良的金钱关系甚至渗透进角角落落，在基建招标、图书馆采购等等许多事情上都有反映，这些方面在报刊上都能查到相关的报道。三、行政化。程天君指出：“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教育变革中，与知识分子传统式微相伴而生的，是大学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如今的大学行政化严重，分三六九等，有985大学、211大学、普通大学……，即便在39所985大学内部，也有副部级和正厅级之别，有三个等级之分，所谓2+7+30.等级越靠上者，越‘不差钱’、教授越众多、项目越庞大。”[6]与高校行政化严重相关联的是内部资源分配不公平，有些在行政和学术上兼职的教授很少有时间再做研究，但却享有学术资源的分配权并占有了学术资源，有学者指出：谁是领导，谁所属的专业或单位往往发展就快，除了该群体的自身努力外，更主要是政策的倾斜和关系的谙熟，其本质上是权力的置换和越界。更有甚者，某些高校领导在任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划分自己的学术势力范围，垄断和分割学术资源，为自己留后路，不考虑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实际的承担能力。在行政化的主导下，校内的权力与校外的权力往往互相勾连，谋取利益最大化，突出的表现为：“人数众多的行政官员在职读研究生、读博，自己不去上课，请秘书代上、代考，而大学也乐得既获得了经济利益又建立了政治关系，自己也不用认真授课、看论文，反正大家都在混。结果教育并没有真正在为学术服务，而是在为有钱人、有权人服务，为大学服务，为教授自己服务，为自己的朋友服务。”[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