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家庭教育投资能力的分析逻辑

　　[摘 要]在国家义务教育保障体系下，民族贫困地区依旧普遍存在着辍学、失学现象。对滇西特困地区的实地调研发现，贫困家庭无力为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是导致辍学、失学现象的主要原因。在理论层面建构贫困家庭教育投资能力的逻辑框架，将有利于透视贫困地区辍学、失学现象，助力实践层问题的解决。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视角，围绕资本和权利及两者的互动关系建构关于贫困家庭教育投资能力的逻辑框架，进而提出该领域分析的核心思想——“动态循环”，有助于贫困家庭教育投资困境的缓解。
　　[关键词]贫困家庭;教育投资;可行能力;“动态循环”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9）04-0001-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04.001
　　教育投资的本质是生产性投资，通过发展个体的能力进而提升其整体生存能力。大力推进教育投资是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和根本途径。家庭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位，分担教育投资成本既具有理论依据，又有极强的现实性。对贫困家庭而言，投资教育能够让家庭成员获得一技之长，促进家庭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进而改变自身的持续性贫困，从源头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党和政府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1]。这标志着我国进入脱贫攻坚的新时期。基于教育对人和社会发展的显著正效应，教育投资自然成为这一场脱贫攻坚战的战略必争之地。
　　一、贫困家庭教育投资能力问题的提出
　　（一）问题生成
　　笔者通过调研发现，民族地区贫困家庭对于教育的需求基本属于投资性需求，“跳出农门”“轻松赚钱”是贫困家庭对教育的主要收益预期。然而，对于子女教育，贫困户虽多持支持的态度，但在实际行动中并没有为教育投入必要的资源。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在经济上虽无较大负担，但除了零花钱，父母基本不会再为子女投入其他资源。“小孩学习，我也帮不上忙，就看他自己了”成为了贫困家庭基础教育投资的基本态度。情感教育、亲子沟通、健康生活指导等基础教育阶段必要的家庭投资行为的缺位，导致了贫困家庭子女较为突出的失学、延迟入学现象。在大力倡导教育精准扶贫、脱贫的时代背景下，贫困家庭却不能为教育增加投资，这极大地制约了教育扶贫政策的效力，同时也弱化了教育财政支出的功用。对于贫困家庭而言，明知“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教育能够改变未来”却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教育自由，子女陷入投资困境。这不得不说是对人的发展权利的剥夺，也有背于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民享”的本质。因此，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能力进行探讨，不仅是认识贫困家庭教育投资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有利于解决实践问题。
　　（二）相关文献回顾
　　殷红霞认为：家庭教育投资需求是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生成的内在动力;家庭教育投资能力是家庭教育投资行为产生的内在约束力;教育投资风险是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外在干扰因素[2]。能力可将需求转化为现实行为，是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生成的关键因素。张光宏等通过分析消费者的基本生活需求支出模型指出，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均超过国际平均水平的20%，教育投资易导致家庭生活质量下降。基于此，学者们进行了问题聚焦和归因[3]。谈玉婷将现阶段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能力的问题明确为：对女孩教育投资不足;家庭教育投资目标单一、盲目;智育投入过大，德育投入明显不足;子女基础教育投资过剩，成人继续教育投资明显不足;忽视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4]。在归因分析中，张学军认为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属于有限理性行为，受制于信息阻滞、经济落后的社会发展环境。更多的学者则是将教育投资能力与家庭收入等同。为应对此问题，发达国家曾实施了“现金转移项目”，但效果不佳[5]。M.Amelia等人通过建构边际结构模型发现，现金转移干预对贫困儿童有积极影响，但影响很小;将营养、现金转移、改善生活条件和妇女教育等措施结合在一起的多方面干预有利于印度尼西亚儿童的认知发展[6]。
　　已有研究多依据收入水平评估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能力，围绕收入低下的现实对贫困家庭教育投资能力不足进行归因分析，围绕家庭增收设计策略提升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能力。然而，当前贫困家庭教育投资能力不足的矛盾已经不仅仅指向家庭经济贫困，它还指向地区的整体性贫困。整体性经济贫困使当地教育投入受限，并最终形成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教育水平之间的差序格局[7]。处于格局边缘的贫困家庭自然难以享有中心人群那种健全的教育发展权利。受制于收入低下及权利残缺，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能力不足实质上已演变为可行能力的贫困。可行能力贫困是對收入贫困的超越。依据可行能力理论识别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能力，有利于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问题做出更全面的审视。
　　二、可行能力理论
　　为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发展理念，阿玛蒂亚·森借助权利分析方法，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了可行能力理论。森认为，可行能力是个体从事各种功能性活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8]。可行能力的实质就是自由，是个体选择功能性活动达成发展目标的自由程度。这种自由涉及功能和能力两个方面。功能即功能性活动，囊括温饱、安全、积极的心态、良好的社交等不同层次的生活目标，其本质是人们生活的不同水平和状态。能力由功能派生而来，体现的是个人对于不同生活水平及不同生活状态进行选择的自由程度。这种自由程度被能力强弱所标记：能力强就意味着人们的生活自由度大、选择机会多、实现功能的条件充沛;能力弱则意味着人们生活的自由度小、选择机会少、实现功能的条件匮乏。森据此推论，功能和能力尺度能够标记出个体或家庭的发展机遇以及可能的发展空间，能够反映出其生活水平及质量。在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中，功能和能力被系统化为4个基本要素。人所具备的各种功能性活动和商品被视为其发展的最基础性的条件，中间则是人的各种能力集合，而实质自由则被视作发展的终极旨趣。由此可见，可行能力理论以人的现实处境为中轴点，依据可行能力的辐射半径划定主体活动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所有功能性活动都是主体的能力所及，拥有绝对的支配权。这个范围的大小就是一个人的实质自由（发展）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