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知识学与“参与者”知识学

　　摘要：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复苏之时，正是新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繁荣昌盛之期。以反思教育知识的社会构成为核心的新教育社会学，深受知识社会学学问理路与问学气质的影响。在面对当前社会转型与教育知识变革的背景下，走出“知识与控制”的解释框架，从更具实践性的“知识与行动”这一分析框架入手提出问题，并寻求重新理解与解释教育现实的可能。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新教育社会学；行动者
　　
　　从“知识与行动”的角度重新理解教育知识的社会构成，只是反对将教育知识中的社会规定直接关联或还原为政治、阶级等因素，但并不反对教育知识的政治学解释，也不否认其他原因或因素可能正是通过借助或影响政治、阶级等条件而影响教育知识的最终构成。展开这样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不是鼓吹行动决定论，如果不这样做，很可能对当下教育改革的关心会过度专注于外部因素对改革的“打压”或“鼓励”，这些当然重要，但我担心这样的视野本身可能掩盖一个同样重要的现象：改革自身是否有力量?什么样的力量?从何而来?改革如何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来干预、影响、主导甚或扭曲教育知识的理念?类似这样的提问关心的是改革本身及改革中的行动者如何培育和寻求力量，如何在一个复杂的、拥有制约力和诱惑力的环境里，酝酿、争取、获得变革教育知识的能力与可能。
　　
　　一、“旁观者”与知识社会学的传统
　　
　　长期以来，知识社会学者致力于在知识内容、知识结构以及知识的各种现实样态中寻找那个像上帝一样隐蔽却无处不在的社会，也正是在这里，知识社会学的核心得以彰显，即用社会决定论来构建知识的基础。套用美国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的说法：“知识社会学因这样一个明确的假设而生：甚至真理的被接受也可以通过社会获得说明，真理同它所赖以产生的历史中的社会密不可分。”
　　但“社会”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是软弱无力的，原因是它乞援于“一体化”这样一种极其折衷的妥协。雷蒙·威廉斯在考察了“社会”一词的词义变迁后认为，社会一词的出现正是用于强调“相互合作”、“对人类社会有益”、“一致、和谐”的正面意涵，这一点始终没变。因此，曼海姆在其知识社会学观点的具体论述中运用“社会总体性”这个概念代替“社会”，与其说是为了强调人在总体性中的复杂依赖性，毋宁说是为了更加直接的揭示和宣扬社会本身，认为社会本身是整体中的各种矛盾的一种平衡，然而矛盾也正是在这种平衡中消失了——尽管“社会”的过程恰好是这些矛盾构成的。
　　曼海姆洞悉了社会的实质，却没有在这里多作停留。但正是在这儿，知识社会学可能错过了一次将其间学理路发展得更为周延的机会。在已有的知识社会学者的智慧天平上，对于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与论述可谓彻底、精到，无论是曼海姆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寻绎，还是后期登峰造极的科学社会学的经验研究，都充分形塑了知识社会学独特的“社会情结”，但也造成了知识社会学学问旅程上的深刻遗憾：我们很难在知识社会学的认知地图中窥见人的侧影!很显然，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无法含括知识与人的关系，不过知识社会学对于前者的探讨始终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而关于人在知识形塑过程中的信念、意志、行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关系形态只能依附在社会的框架下被提及或加以关注。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人类向现代社会的急速推进，个人和社会比任何时代都更加保有生机勃勃的姿态。人的自我正朝着解放状态和主体身份迈进，“人”在自我的催促下经历了一种不断“出走”的过程，从前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状态、传统生存和生计中“溢出”，并作为主体而普遍“崛起”，日渐成为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真正的社会主体。人在现代社会的解放并不意味着个人从此摆脱了社会的束缚，而是指个人对其自身处境更加清醒地认识，对其自我利益更加自觉地把握，以及对未来更有准备地预设和表达，并以某种方式将这种认识、把握、预设“注入”到行动过程，在公共性的社会生活中、在社会成员的行动关联中，产生实际的“效应”，使自我的理念、预设、利益变为现实。这样人就不仅仅是法理意义上的行动主体，而且也是现实中的真正具有实践能力的行动者。面对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成熟并强大起来的“人”们，知识社会学真能对此视而不见、跛足而行吗?事实上，正是因为在知识社会学的认知版图中缺少“人”这一向度的考虑，知识社会学遭受了全面的质疑与拷问，这甚至动摇了知识社会学作为学科本身的合法性根基。
　　
　　(一)别处的生存
　　引发知识社会学正式登场的最直接导火索缘于20世纪初在德国的“社会政策学会”(1909)年会上，由德国社会学学会引导的关于社会科学的价值判断之争，即社会科学是否可以为社会生活提供依据和价值论断。支持者认为有必要将价值论断引入学术领域，但遭遇的诘难是：谁提供的依据和价值论断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其时正值魏玛共和国时期，知识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大量出现阶级斗争式的学术论争话语，动辄就要揭露学术论敌的阶级利益和政治阴谋。由此，知识社会学正式登场，以期以审慎的眼光和立场反省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各种联姻，审理知识与价值论述中的利益诉求，由此理论、信念、知识本身演变成一个社会学的问题。
　　事实上，知识社会学既不能为自身何以能够充当这个诸神纷争世界唯一的清醒者提供正当的理由和基础，也无法指出一条更为合适的道路来引领世人。它既丧失了因合法而强硬的现实批判力，又丧失了因理解而深刻的现实建构力(在这方面它恐怕无法与布迪厄的“反思性实践”相媲美)。这无疑反映了知识社会学极为尴尬的现实处境：
　　一方面，凭借知识社会学的批判意识，它本可以获得以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认同，但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斗士阿多诺在评论知识社会学时显得很不以为然：“知识社会学怀疑一切，但又什么也没有批评，它只是让那些感到受教条压抑的知识分子，无论这种教条是实在的，还是假设的，对一种似乎趋向于摆脱偏见和假设的气氛感到宽慰，同时也为他们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自觉的、独一无二的、大胆理性的动人力量作为对他们自身的那种犹豫不决的自主意识的补偿而感到欣慰。”如果这还不足以表明阿多诺的立场，那么在同一篇文章的结尾处，阿多诺的总结就显得更加直白和难听了：“知识社会学为无家可归的知识分子安排了说教的场所，在那里，知识分子能够学到忘却自己的本领。”在这一点上，确如林格所言，它实质上涉及社会理论的全部重大问题，同时提出了反省知识形态的现代性这一重大课题。不可否认，知识社会学在将知识扩展到更广阔的位系中加以考察方面功不可没，但它唯独忘记了自己!它无法用看待和衡量别人的标准来看待和衡量自身，它在自己的视野中容不下自身。
　　另一方面，凭借知识社会学在知识与社会关系探讨中的独特视野和立场，知识社会学者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