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的性格与追求

　　一、爱国情怀
　　许水涛（以下简称“许”）：刘海军先生的《束星北档案》出版以来，束星北的坎坷人生成为人们解读历次政治运动危害性的鲜活样本，受到广泛关注。家人更能完整地了解他的心路历程，比档案记载具有更加鲜活的力量。
　　束美新（以下简称“束”）：20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收集父亲的资料。父亲在世时经常会说到家乡扬州，我于2014年进行了一次寻根之旅，看了他的故居和读书的学堂，感到非常亲切。父亲出生望族，祖父束曰璐是江南陆师学堂优等毕业生，清末官至参领，民国时期任全国水利局主事，后为张謇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南通有自己的企业。祖父为人豪爽、热心，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祖父有二房，父亲和叔叔束粦保均为长房所生，叔叔上世纪40年代曾任英文刊物《自由论坛》的主编。父亲秉承了祖父豪爽、乐于助人的性格。
　　少年时代，父亲偶然间读到一部关于四度空间的科幻小说，开始迷恋于物理世界的神奇，并确定献身物理科学的人生志向。
　　许：父亲和您说过国外求学的经历吗？
　　束：父亲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基本上不用家里的钱，在码头打工扛包，礼拜天还到教堂蹭饭。在美求学时，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外国人的歧视。他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情结很浓，认为一个人背后没有国家的支撑是不行的，会被人家瞧不起的。记得1980年在海洋一所工作时，他的一个学生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太满意，发牢骚，父亲听见后就说：“你们不要动不动就发牢骚，发牢骚也是没有用的。邓小平能把一个走下坡的中国扭转过来开始走上坡了，就非常不容易，让你当主席，你该怎么办？你能一下子把中国变富吗？”父亲对我说：“你们年轻人没有在国外呆过，光感觉国外好，但你们不了解，如果一个国家不强大，国人是多么受气啊！当年在美国，有一个黑人骂我‘黄狗’，他骂我，我可以和他对打。有一次，到饭馆里吃饭，桌上坐了一个白人，我在他旁边坐下后，他抬起屁股就走了，表现出不屑于和中国人一起吃饭的样子。那时受到的侮辱，我永生都不会忘记。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超过白种人，为中国人争光！”
　　头桥《束氏族谱》所载“家训”二十条，其中最为独特之处便是“共御外侮”条，这条祖训对父亲一生的影响很大。他常常说中国落后国外太远了，早在留学的时候就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念，终其一生未曾动摇过。抗战时期，看到日本飞机轰炸，他就有刻骨铭心的仇恨，要报名参军，并于1945年春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以防范日本飞机空袭。他和王淦昌一起把家里的金子绑在裤子里，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捐给国家。1979年，我哥哥出国留学，他希望哥哥学成后一定要回国效力。
　　二、天才情结
　　许：他的科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束：他是理论物理学家，作为我国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先行者，上世纪30至50年代，对相对论和统一场论做出过创造性的研究。同时在电磁学、热力学、气象学、海洋学、航天航空等研究方面，均有建树。他的学术论文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30年代留学期间，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第二个阶段是40年代，尤其是在湄潭浙江大学的时候，达到了一生当中的最高点，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有两篇文章是在《Nature》上发表的。第三个阶段是肃反和反右之间的一年多时间，连续在气象研究方面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在国内引起较大的反响。他认为中国的降水是从印度洋来的，纠正了从西伯利亚来的传统说法，对苏联专家的这一结论提出质疑，不久因为受到政治迫害，无法继续从事科学研究。1965年，他在长年教学科研的基础上完成《狭义相对论》的写作。晚年在海洋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
　　假如没有内战和那么多的政治运动，父亲肯定会取得更多的科学成就。李政道先生认为自己的物理基础和成就，都是受父亲之益。程开甲先生说：“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群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或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但现实生活中没有假如，现实是残酷和令人无奈的。
　　许：他自己有天才情结吗？
　　束：他说，在科学研究上出成果，要兼具天赋和勤奋，两者缺一不可。李政道之所以成功，天赋的因素可能偏大一些，而程开甲更勤奋一些。但李的一生也很勤奋，到现在还在做学问，实际上都是天赋加勤奋。父亲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如此，他是具有天才情结的。他晚年提出要捐献遗体，解剖他的大脑，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自己的大脑比别人重一些。他是很有自信心的。
　　三、做事是活下去的理由
　　许：1954年到1955年，他从事气象研究，认为能够改善农民的生活，这一段时间比较顺，但好景不长。
　　束：父亲在山东大学工作的初期，因在物理系工作受阻，便转攻气象。我后来与青岛海洋大学王彬华教授关系很好，一直拿他当父亲一样，经常去看他。他谈到，我父亲认为研究相对论有点高深，意识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还需要靠天吃饭，最大的问题是要解决5亿人的吃饭问题，就决定以自己的数理功底研究气象学，搞长期天气预报。为此，他和王彬华夫妇一拍即合，王彬华夫妇实践经验丰富，我父亲长于理论研究。他觉得和王彬华夫妇合作，一起进行气象研究相得益彰。1954年，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设有气象研究室，是竺可桢先生和涂长望先生直接支持和领导的。那段时期，父亲几乎是一月一篇论文，到1955年，事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由于1944至1945年父亲曾被借调到重庆军令部研制雷达之事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研究工作只持续了一年多就中断了。王彬华挨斗，他被停职，却仍然惦念着气象研究事业，1955年10月13日写信给青岛市委：
　　我曾于7月28日、8月6日两次奉上材料，请予参考。自8月13日山大开“斗争反革命分子束星北”大会已有两个月。我向学校借的图书已被全部收回，我主持的气象研究室已被封锁，一切科学研究工作全部被迫停顿……对我个人来讲，我薪水照拿，而且我深信“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迟早总要去掉的，我并不顶着急，不过因此耽误了科学研究的进行实是一件不易补偿的损失，尤其气象研究室全停顿下来，无事可做对国家也是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