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际会,乘风破浪

　　5月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文简称《纲要》)。《纲要》的研究制定历时一年零九个月,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目前已基本成熟。起草过程中尤其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后,出版行业对《纲要》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纲要》的四个部分中第三部分专题讲“体制改革”。应该说,改革的精神贯穿了《纲要》的始终。出版产业与教育事业都处在波澜壮阔的大改革、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纲要》的颁布与实施,将推进教育事业与教育出版的改革更加紧密地形成因缘际会的共振性生态。未来教育出版的市场、内容以及体制机制的调整和变革,都将受到《纲要》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正值行业史无前例大改革的时空区间,教育出版如何抓住《纲要》颁发和实施的历史性机遇,推进自身的整体性、结构性变革,是我们面临的巨大的战略性课题。
　　
　　引言:用全局观、系统观来研究《纲要》
　　
　　从产业规模和利润的份额来看,教育出版无疑是我国出版业的主体。教育出版的各个业态、各类业者,都必须全面、深入、细致地研究《纲要》及其对教育出版的影响。这当然自不待论。问题是,我们应该取何种姿态如何来研究《纲要》与教育出版业的关系。
　　第一,必须在产业级别的更广阔层面,全面思考《纲要》对教育出版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见诸报端网络的许多思考和观念,往往太过于“联系本社实际”。如此“业务化”地看待《纲要》,其对我们的影响只能是浅表的局部点拨和提示,甚至只是对我们有些现行工作合理性的某种确认。教育出版的各类业态和各类从业人员,都必须以宏大视野和战略思维,在产业级别的层面全面思考教育出版与《纲要》的关系。这不是简单的在一般要求之上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未来教育出版的市场结构,将是《纲要》规划的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图景在出版行业的投影。尤其是《纲要》规划的“战略目标”“战略主题”“发展任务”所表述的具体内容和精神,将是未来教育出版市场布局的显性而强劲的动力要素和配置节点。也就是说,《纲要》对我们,不是一网一钩一鱼的关系,而是一海一江一湖的鱼虾蟹蚌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圈的关系。
　　研究《纲要》,远不止是学习好文章以期有所获益,而是研判大形势以期安身立命。基于产业级别研究《纲要》与教育出版的关系,既是出版人思维逻辑的最高点,也应该是出版人思维逻辑的原发点。
　　第二,必须将教育出版放置在《纲要》的次生层面来全面规划未来教育出版的改革与发展。
　　如果说第一点讲的是全局观,这里讲的则是系统观。研究者可以把《纲要》与教育出版的关系设为A—B关系。但笔者认为,更应该把《纲要》与教育出版的关系设为A—A’关系,也就是说,将教育出版放置在《纲要》的次生层面来规划教育出版的改革与发展。
　　其一,需要提示的是,《纲要》不是一般理解的“教育”一家的事,而是根据党的十七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在我国整体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改革和发展的大视域中制定的具有鲜明的全国性、全局性、长期性、系统性特征的国家文件。其二,在《纲要》第一部分的第二章“战略目标和战略主题”,尤其是整个第二部分“发展任务”,从教育出版的内容板块和业务板块看,几乎都可以在出版行业层面接着在下一个层级继续往下写,这也就是我们讲的将教育出版放置在《纲要》次生层面的操作性理由。其三,《纲要》最后有简要的“实施”部分。《纲要》颁发后,将有一系列的实施方案或实施细则出台。《纲要》提出“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教育”。出版行业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站在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充分发挥本行业的特色和优势,在实施层面形成《纲要》的“教育出版版本”,为《纲要》的具体实施,创造性地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教育出版市场结构将呈现出均衡化和扩展化趋势
　　
　　《纲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将均衡发展列为“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农村与城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一般群体与弱势群体等教育资源将趋于均衡。从教育出版的市场格局来看,这一战略性变化在推进教育出版市场布局均衡化的同时,将大大扩展教育出版的有效市场规模,给产业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促进公平和均衡发展,不是基于现有规模,而是在“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指导下大发展、大投入水平上的规划和布局。与之对应的教育出版市场结构的均衡化,将呈现出扬长补短的格局,均衡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扩展化的过程。
　　从2009年到2020年,我国幼儿在园人数将从2658万人增加至4000万人,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将从16600万人次增加至35000万人次,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口数将从9830万人增加至19500万人,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9.5年增加至11.2年,等等,可以预见教育出版的消费群体大大扩展。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这意味着按GDP年增幅8%计算,2012年较200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新增加6000亿元左右。当然,我们不能说,这里面有多少可以体现为教育出版的新增消费,但是可以看到,它将大大带动包括社会资本和家庭支出在内的其他类型和层次的教育经费的投入,进而催生教育出版市场新的需求板块和需求量、新的购买人群和购买力。
　　
　　教育出版内容结构将形成战略性调整
　　
　　随着《纲要》的颁布与实施,教育出版的内容和产品结构必将形成战略性的布局调整。
　　从外延角度看,传统理解的教育出版的一些主要业务板块都有较大发展。随着“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战略目标的逐步达成,社会教育、国民阅读等新的业务板块将快速成长并形成规模性增长。
　　比如,学前教育。2009年,三年适龄儿童入园率仅占50%。《纲要》要求:“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到2020年,全面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再比如,高等教育业务板块。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40%!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存量将会达到2亿人,相当于世界上第五个经济体。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如能跃升到20%以上,意味着我国高端人力资源开发将达到全球范围内前列的水平。这对出版行业,昭示了许多战略性需求信息:高等教育教材及相关图书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人口素质的提高,为学习型社会的建立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国民阅读的消费需求总量将不断攀升,基于终身学习的教育资源的需求将日趋旺盛,等等,这些都带给出版人对出版物市场以及各类教育资源市场满心期待和无限遐想的空间。
　　从内涵角度看,《纲要》对教育出版内容结构调整的驱动点可以说比比皆是。本文只能例举以示。
　　其一,教育出版在内容上将日益坚实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纲要》首次在国家文件层级直接地总体性地指出“素质教育推进困难”。随着《纲要》提出的人才培养体制、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和人才评价制度、尤其是高考的“择优录取”“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破格录取”等一系列多元录取机制的形成和完善等改革的推进,已经“板结”了的应试教育的土壤将被持续撬动而松软,素质教育的价值、理念和内容将逐渐比较容易地渗透到教育体系的方方面面。教育出版尤其是基础教育出版的内容变化将呈现出:从关注“课业”向关注更广泛的“学业”的转变,内容的视域将大大拓宽。从关注“题目”向关注“问题”的转变,内容及其形式将发生深刻的变化;“问题”不仅是内容本身,也是内容形式,也就是说许多内容将通过宽泛意义上的“问题式”来呈现;死的孤立的一条条题目将逐步让位于活的独立的一块块问题,素质教育的价值和精神也才能够在出版读物这样特定的限度内出乎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