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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与西南联大传奇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12-05 06:07:52     阅读:


  闻黎明在梳理西南联大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五四精神像一条重要的线索贯穿了联大的发展史,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奇迹般的存在。
  昆明籍作家张曼菱从小听着父母口口相授的西南联大故事长大,精神的火种从小就种在她心里了。直到中年,当她躬身重返、抢救性地挖掘和整理联大的口述史时,她和闻黎明找到了同样的精神源头。
  闻黎明是闻一多先生的长孙,他自称“联三代”。和所有西南联大的后代一样,他也是从小听着家里人讲西南联大的故事长大的。 197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他一直致力于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西南联大与五四精神的研究似乎有着一种命定的使命感。
  当他以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为研究方向,考察五四运动之后不同阶段青年运动对社会演进的深刻影响时,他发现,五四精神像一条重要的线索贯穿了西南联大的发展史。
  他发现一些偶然的巧合颇有意味:从长沙迁至昆明后的西南联大是5月4日开学的,八年后它恰恰也在5月4日宣告结束。当地报纸在报导结业式的发言时,所截取的三校代表发言,均与“五四”紧紧相扣。北大代表汤用彤教授不无感慨地说,“联大是五四开课的,刚好又在五四这一天结业。”
  在更深的层面上,这所高等学府后来成为抗战时期学术教育界最重要的思想园地,师生们在抗战建国形势下对五四精神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新思考与新理解。
  这所聚集着众多五四闯将以及受五四精神薰陶成长的知识精英的临时大学,从抵达边城的第一天就扛起了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的大旗。在梳理这段历史的过程中,闻黎明与当年穿越大半个烽火中国抵达昆明的祖辈们有了一种精神上的遥相呼应,从他们身上他看到了五四精神鲜活的影响与传承。
  西南联大的五四情结
  五四精神像一颗光明的种子,从联大师生抵达昆明的第一天就种下了。
  闻黎明在他的研究论文中提到,1938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十九周年,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五四纪念日。这天,刚刚从长沙风尘仆仆集中到云南边城的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不顾旅途劳累,便召开了简朴而隆重的纪念大会。当时,日寇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半壁河山,坚持抗战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头等任务,蒙自分校的五四纪念密切结合了这一形势,呼出了“继续‘五四’的精神,消灭汉奸,抗御暴敌,打回老家去”的时代强音。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蒙自分校的北大同学,这天单独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在这个西南联大五四纪念的第一份文献中,它阐述五四运动意义时,指出是“在北京大学的领导下,全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冲破了数千年传流的桎梏,对世界,对中国,对全国同胞,发出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呼号。”接着,它连用三个“第一次”说明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即“第一次明白地揭露了时代的真相”;“第一次使全国同胞觉悟到中华民族的安危”;“第一次表现了民众所具有的伟大的力量,揭开了他们身上所担负着的历史使命”。这些文字,充满了青年人对五四的认识与自豪,也体现了抗战初期西南联大青年学生围绕宣传抗战、坚定信心这一中心任务而进行的努力。
  当时《云南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这三所学校的学生“在中国的文化上,在中国民族的解放史上,都有着光荣伟大的贡献。从五四运动直至卢沟桥事件发生,在每一次国内的救亡运动中,他们始终是很英勇地站在全国民众,全国学生的最前线。就在抗战发动以后,全国民众以及学生界的救亡浪潮空前高涨中,他们仍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岗位,丝毫没有退缩,表现出他们为国家民族而向敌人拼斗的英勇迈进的精神”。
  闻黎明研究发现,让五四精神代代相传,让五四传统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中发扬光大,是联大师生的共同心声。初到云南的北大学生就以《告全国同胞书》体现了这一信心,表示要在全面对日抗战中“完整地建设起一个新的、光明的中国”,同时认为五四运动提出的任务和要求还没有完成,“五四运动启发了今日的斗争,我们要在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完成五四运动所提出的任务。”为此,他们向全国父老兄弟姊妹和正在前线作战的同学宣誓:“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决不放弃这种责任。我们不畏艰难,不慕安乐,不为恶习所染。我们要深入到全国各地,为中华民族的对日全面抗战,担负起各方面需要的工作。”
  誓为将来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把联大学生和云南青年亲密地融合在一起的是1939年的五四纪念活动,也使大家进一步认识了五四精神的力量。当时西南联大尚属初创阶段,新校舍修建未竣,无法举办全校集会。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同学们纪念五四的热情。5月4日晚上,他们参加了全市大、中学生的火炬游行。游行队伍在云南大学操场接过火种,由北门进入城区,经华山南路、正义路、金碧路、得胜桥、护国门、穿心鼓楼。联大学生的万余人沿途高唱抗战歌曲,怒吼声响彻云霄。
  火炬游行前,昆明文化界教育界在省教育厅召开座谈会,临时主席是原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西南联大查良钊首先报告会议筹备经过,说明西南联大承担了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如何保持五四精神,梅贻琦、黄钰生教授,及北平研究院代院长李书华、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等,围绕这一中心相继发言。报载他们的演讲“大意均为阐述五四运动以来,启发新中国影响甚为深大,与思想解放,民族復兴等”。并一致认为“我们要检讨过去,为将来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联大青年学子在昆明的八年,每年都要搞轰轰烈烈的五四纪念活动。 梳理这些活动,闻黎明发现,这些活动也并非一帆风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一些进步同学离校疏散,造成此后三年的五四纪念失去了应有的光彩,这种局面直至国内各阶层反思正面战场军事失利原因的1944年才得到扭转。
  一个终身难忘的五四夜晚
  1944年3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纪念,改3月29日黄花岗起义日为青年节。这个决定引起全校师生的愤慨,反而促使他们对这一年的五四纪念重视起来。5月3日,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举办了“五四二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雷海宗、周炳琳、闻一多分别回顾了当年的亲身经历,随后进行的“五四运动与政治的关系”讨论是这次会议的重点。会议结束前,同学们还讨论了国定青年节问题,认为“政府把青年节改为3月29日,是毫无理由的”,纷纷“要求恢复五四做青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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