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病态人格的镜子
摘 要:作为一个文化型的作家,老舍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有着细致的体察与深入的分析,并以其特有的生动、平易、俗白、幽默的方式加以表现,在引人发笑的情节中灌注进一个现代作家深深的忧患意识。老舍小说对旧中国社会尤其是作为帝都的北平,其浓重的官本位文化进行了深刻、形象地揭露与反思,以其特有的创作风格给这些老大帝国的国民们竖起了一面镜子,让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痼疾的一面,促使人们对历史以及当前的一些现状进行反思。
关 键 词:官本位;“迷官”情结;主奴人格
中图分类号:I 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08)02-0184-05
提到老舍,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北京”;论及他的艺术特色,“北京味”又会成为立刻跳入脑海的中心概括词。但是,老舍的作品不能简单地以“京味小说”或“京派小说”加以定性。老舍创作的主要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搜罗民俗、民风,展示市井小人物的生活原生态;他也不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城市病”患者自居,将忧郁的眼光越过高墙,投射到古风犹存的边陲远域,追忆着“人之初”的美好时光,给读者“一点怀古的幽情”;他更不是如时下一些作家一样专门瞄准康、乾盛世,以仰视的角度来追忆帝国鼎盛时期的赫赫风威。老舍的北京文化展示,是自觉地指向“文化改造”的预定主题的,并由此形成他大部分作品的内在统一性。老舍集注笔墨于平凡的人生形态的展示,于常见的生活世情、人伦关系中发现国人特殊而又普遍的文化态度、行为、价值体系,将思考指向整个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老舍的“京味”作品不是个案、特殊的堆积,不是风俗志,不是文化陈列的博物馆,而是国人日常生活中最现实的文化内容,并具有普遍性意义。
老舍说过,“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1］。水中的鱼当然就是他所写的北京、北京人,他本人则是跳出水外力图去看清那水的人。在创作上老舍可以说是承续了“五四”启蒙思想有关中国问题的思考的,但他与许多当时的“主流作家”不同,他更专注于以文化的眼光来观照自己的创作对象,深挖出其悲剧的文化根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出良方。
作为一个文化型的作家,老舍用自己一生来表现北京市民社会的人间世态。一方面,他对生活在城市下层社会的市井百姓生命跋涉的艰辛,个体生命被无情的黑暗吞噬的痛楚与无奈,有着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又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文学的残酷去拷问人类灵魂的丑恶一样,对市井生活中那种平庸、猥琐的习性和被传统文化所扭曲的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剖析。同时由于帝都文化这一特殊的大背景,老舍笔下种种悲剧更与古老的中华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更具有代表性。这其中,“官本位”思想以及由此而导致旧中国国民的“迷官”情结和“主奴”人格就是典型之一。
一、 皇城特色与官本位思想
北京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这座千年古都最大的特点就是“端正”、“大气”,处处流露出皇家威仪。北京旧城区的平面布置呈棋盘式格局,整齐方正。在这个棋盘的中央,有一条南北走向纵贯全城的中轴线,紫禁城内的“金銮宝殿”和中宫正殿都压在这条中轴线上。城内所有大街的安排,都是以中轴线这条笔直大道作为参照而设计的。亦即所有街道,都与中轴线上的大道取垂直或平行的方向,城内大街都是南北向或东西向的。明代北京内城的这些大街,纵横交错,又与其间的胡同交错,形成许多大小不等的“十”字和“井”字街道格局,显得非常端方、大气。围绕这些纵横交错的主干道的是一些四合院,它们方方正正,规规矩矩。除了皇宫,城内建筑物都不高,且百姓院内多植大树,因此,登高一看会发现整个北京除了金碧辉煌的皇宫大殿外,其余基本上是一片浓绿,不见多少房屋,这样在与环境达到“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的同时更突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从居住人口结构上看,北京城则更是冠盖如云,王、公、侯府第林立。北京是“六百年帝王之都”,作为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一个浓缩版,这里聚集着大批的京官。三公九卿、王侯将相不计其数。他们高贵的地位,显赫的声威,奢华的生活不能不给京城众生以强烈的映像。长期耳濡目染,上行下效,加之几千年来以儒家精英思想为主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即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高”的原因也就是因为能够“学而优则仕”。对于北京来说,数百年的皇城历史与城市特有的政权统治特性,使人们“官本位”的意识似乎比其他城市更为活跃。
尽管近代以降,科举作为一种举拔官僚的制度已经取消,但做官发财的社会心理并没有消弭,“名、钱、做官”仍然是大多数人“‘三位一体’的宗教”［2］,而这里面无疑“做官”是排在第一位的。小说《我这一辈子》的主人公说:“学手艺一辈子逃不出手艺人去,即使能发大财也高不过大官儿不是。”［3］66《四世同堂》中的祁瑞丰认为做官就是一切,“别的都是假的,科长才是真调货”［4］143。《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是个小学教师,同时也做小生意,但他最大的目标是进入政界当官。他认为经商没意思,是用臭汗挣钱,而一当官不用下力气就什么都有了。《文博士》中的文博士在美国留学时就处处注意结交朋友,以便日后回国“能打入社会的最上层去”,对比他钱多,身份高的,他特别地注意,因为“咱们联合起来,将来回到国内,这是个势力”。“想当初,一个寒士中了状元,马上妻财位禄一概俱全。咱们就是当代的状元,地位,事业,都给咱留着呢;就是那有女儿的富家也应当连人带钱双手捧送过来!不是咱们的希望过高,是理应如此!”［5］
老舍笔下鲜有高官,多为普通城市贫民,他们不是北平的士大夫阶层,终其一生也难进入“仕途”的人生格局,但“官本位”已成为一种生命追求,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了他们的人生理想以及对后代的全部希望。《二马》中的老马虽一生不曾做官,却总幻想自己“能做高官,享厚禄,妻妾一群儿,儿女又肥又胖”［6］。小说《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太太是商人的妻子,但她认为人最好的出路还是当官,她娘家是官宦之家,她也深感自己有做官的才能,只可惜投错了胎成了女儿身,她以此深深为憾,到老还保存着一枚早已作废的官印,视为珍宝。她把全部的心血都花到抱养的孩子天赐身上,希望他以后能做大官,在周岁“抓周”时一心巴望着他能抓到这枚官印。天赐懂事后,牛老太太反复给他灌输做官的理想,“福官,你这可快要做学生了,听见没有?事事要有个规矩”。“好好的念,长大成人去做官。”直到死,牛老太太也没有忘记对天赐进行读书做官的教育,“你呀,天赐,要强,读书,作个一官半职的,我在地下喜欢”［7］480。这确是普通中国人自我设计出的生活理想,如果自己实现不了,就放到孩子身上。《正红旗下》中“洗三”的风俗也反映这一文化心理。把新生的小孩子放入盛着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的大铜盆中,“洗三”老太太边给孩子洗澡边念叨:“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8］13。二姐过年和父亲守岁时,对“我”的希望首先就是将来长大了,“至少也得来个骁骑校,五品顶戴,跟大姐夫一样”［8］46。其次才是多念书,“中个进士”。条件稍好一点的家庭会逼着小孩多吃,因为“官样孩子的基本条件是多肉”［7］445。从这些寻常百姓家抚养孩子的习俗中可以看到人们对下一代做官的祈愿。风俗,作为一种具有群体性的生活方式,它的背后是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老舍笔下的这些民风、民俗,映射出民间“官本位”思想的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