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琐事

　　逃 难
　　“七七事变”以后，我与开诚顺利进入私立萃文中学。这是一所知名的教会中学，建在风景如画的凤凰山上。由于离家较远，祖父又不让住读，便雇了一辆“包月”黄包车每天送接，过去那种上学路上边走边玩的乐趣一去不返。我非常羡慕小爷爷与大哥一人一辆自行车来去自如，但又拗不过祖父之命，只有规规矩矩与三哥并排坐在人力车上，被路人看得很不自在。淞沪战事迅速逆转后，我们中途辍学，这才把我从黄包车上解放出来，不必每天在大街上被路人指指点点。
　　1937年秋冬之间，离开芜湖以前，父亲一定曾与祖父多次磋商，并且征求过上海二叔祖的意见。我记得全家做最后决定的那天下午，祖父端端正正坐在祖母卧室的床上，祖母也神情肃穆地坐在他身边。父母带领我们兄弟姐妹整整齐齐站成一排，恳求祖父母与我们一起迁往四川。但祖父执意留在芜湖，凛然而又略显悲凉地说：“国难当头，守住祖业是我们老一辈的责任。你们年轻，来日方长，应该为章家保留根苗。”父亲惶急之下，扑通跪在床前，我们不约而同一起跪下，再三恳求祖父母同行。但祖父早已拿定主意，断然宣布最后决定：全家分为三批，小爷爷与大哥都已成年，由凹山铁矿的文矿师带往贵阳（他的老家），继续求学或就业；父母带领高龄外婆及我们其他兄弟姐妹，前往四川重庆避难；祖父母、姨太太及其两个女儿暂时留在芜湖，如形势实在危急，再设法迁居上海法租界，由二叔祖事先代租住宅。
　　平时冷冷清清索然寡味的祖母卧室，突然显得温馨起来，增添了怜爱的亲情，也增添了恳挚的依恋，而这正是老宅过去所缺乏的思想与情感的坦率交流。国破家亡，生离死别，仿佛永远定格在这间房里。对于我们孩子来说，这次家庭会议的意义简直如同国民政府的庐山会议。
　　章家两个成年壮丁最先离开这座老宅。文矿师曾留学日本，在凹山铁矿工作多年，与父亲已有深厚交谊，加以为人忠厚老实，所以长辈们都很放心。到达贵州以后，两人都继续读书，小爷爷就读于西南联大，大哥按自己的兴趣进了国立艺专。
　　接着是我们一家8口大队伍出发，先乘公司大木船，循青弋江直接驶往长江边的太古码头。逃难的人已经与日俱增，我们动身太迟所以买不到正式舱位，只有通过轮船公司买办设法安排在头等舱的大餐厅，因为我们人数较多，携带行李杂物更多，只能这样权宜处理。
　　到达码头后，只见人山人海，我们行李太多几乎无法上船。幸好送行的技工郑怀德（即小侉子）武功高强，敏捷灵活，一手携物，一手攀援，不断从木船上把大小十几件行李全部送上轮船顶层的大餐间，然后又帮助我们全家老小从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挣扎出来，安全登上轮船。如果没有这样得力的送行者，我们肯定挤不上轮船。
　　“小侉子”其实不小，他与我父亲恰好同龄，原本是被父母遗弃的婴儿，也可能是在逃荒或战乱中离散，被我曾祖父在山东出差途中发现并收养。维藩公见他孤苦无依，饥寒交迫，即使在贫困中仍然显出几分聪慧，便带回来与当时也在童年中的父亲做伴。父亲是独生子，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家都喊他“小侉子”，其实他姓郑，曾祖父为他取名怀德。他长大后到上海机械厂做学徒，学习认真，接受能力很强，简直是学一行会一行，回芜湖后成为面粉厂的顶尖技工，拿得下许多工种，已经达到技术员水平。他在业余还练就一身武功，能同时对付三五个人的攻击。大哥对他仰慕之至，执意向他学武。虽然没有正式师徒名分，他却尽心尽力传授，除几手拳法外还教铁砂掌以及轻功等，使大哥终身受益无穷。“小侉子”这身过硬武功，在送我们上船之际正好发挥作用。临别时父亲感激不已，两人执手叙谈，怀德满口答应代为侍奉“老爷”（指祖父），保证家人健康与安全，随即匆匆告别上岸，因为他也要照顾自己的小家。
　　客轮启碇后，缓缓行驶在宽阔的江上。由于已是深秋，江水由昏黄变为清亮，倒映着蓝天白云，江鸥时时成群掠过，依然是一片太平景象。众多旅客拥挤在栏杆旁边，恋恋不舍眺望着逐渐变得模糊的芜湖码头。大人们感慨万千，不知何时才能返回故乡，而前途则是异常渺茫。小孩倒是无忧无虑，尽情在甲板上追逐游戏。
　　从上海出发的大客轮到达汉口就停泊了，因为长江上游水浅，不能继续前行。我们寄住在祖父原先住过的萃仁旅馆，仍然是益新公司常年包租的那个大套间，正好可以容纳8口人。环境倒也闹中有静，早餐由茶房在外面买回，中晚餐则是附近餐馆送来的“合饭”，即必须预订的四菜一汤套餐。由于是多年老客户，饭菜味美可口，比老家那种多年如一的单调伙食强得多。我们小孩依然嬉戏如常，但父母却因为买不到去川船票而日益焦急。平素极为温和的父亲竟变得暴躁起来，害得笨嘴拙舌的五弟只因为讲错一句话，就莫名其妙地挨了一巴掌，这是我们家极为罕见的事例。当然也可以理解，一家8口每天食宿开销甚大，如果老是滞留武汉，坐吃山空，不知是何了局。母亲经常劝慰父亲，口头禅仍然是那句话：“天无绝人之路”。
　　可能上天受到感动，母亲的话果真验证了。父亲有天在路上竟然与贾伯涛不期而遇，难兄难弟久别重逢分外高兴。贾伯涛以抗战为重，又复归军旅，虽然不算是春风得意，但仍不失儒将风度。听说我们买不到去川船票，立即答应设法代购，并且请我们全家在萃仁旅馆附近的璇宫饭店吃“大餐”（即西餐）。这是我第一次吃西餐，不知如何摆弄刀叉，只有用汤匙舀或干脆用手抓着吃。贾伯涛与父亲有谈不完的话，他现在还没有什么正经差使，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与好友畅聊。但他确实有点门路，不久便派人送来8张船票，是三等舱的一间包房。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尽管这间房只有6张床，小孩只能挤着睡。
　　不知道父亲是怎样把那十几件大小行李送上船的，可能也是贾伯涛派士兵事先搬上去的，反正我们都是空着手上船。开船以后一路平安无事，没有碰上日本飞机轰炸，也没有发生触礁搁浅之类事故。只是船小人多非常拥挤，连甲板上都睡满了人。我们只有整天枯坐在房间里，连看看三峡风景也难，只能听听外婆与母亲讲些过去旅川的故事。轮船曾在万县停泊一晚，母亲执意要上岸逛逛，可能这也是她童年到过的地方吧。除外婆留下看守行李，父母带领我们匆匆上岸，就近在临江大街上闲逛。没想到上岸乘客甚多，加以又有大量难民滞留万县，所以夜市非常热闹，街上来往游客挤得水泄不通。父亲唯恐儿女有所闪失，不时叮嘱我们互相牵手紧随。大家玩得非常高兴，不料母亲却走散了，直到要回船时才发觉。父亲连声直呼“毓青”，我们也齐声大叫“妈妈”，但找来找去始终未见母亲踪影。直至催客回船的汽笛响了几遍，我们才凄凄惶惶踏上趸船与轮船之间的跳板。不料一推房门，母亲正坐着与外婆谈笑风生呢！我们还以为是做梦，一起向她扑去。母亲与外婆看到我们进房那种狼狈样子，不禁都大笑起来。原来我们在街上寻找她的时候，她也正在寻找我们，只是由于游人太多，声音嘈杂，彼此都错过了相遇的机会。母亲当时已怀孕临产，唯恐被行人或车辆撞倒，好在会说四川话，便叫来一个“滑竿”（南方山区特有的一种用竹竿制成的供人乘坐的传统交通工具），径直返回轮船舱房，没想到却比我们先回来了。母亲嗔怪父亲说：“我说过天无绝人之路吧，这一带我很熟悉，要你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