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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劳大、团一大对中共二大的影响和作用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09-28 06:21:08     阅读:


  [摘 要]1922年,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先后领导召开一次劳大、团一大、中共二大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三个大会之间有相互因承关系。一次劳大、团一大的成功召开,考验了中共的领导组织能力,统一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认识,为召开中共二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个代表大会精神相承,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凝聚了当时共产党人的开创精神,有力推动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
  [关键词] 一次劳大;团一大;中共二大;影响和作用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8-0009-04
  1922年,国际国内局势风云激荡,变幻诡谲。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以工人运动、青年运动为支点,迅速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先后领导召开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5月1—5日的全国第一次劳动代表大会(简称一次劳大)、5月5日—10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团一大)和7月16—23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二大)。对这三次时间相距较近的大会进行比较研究,不难发现其间的因承关系。
  一、为了给中共二大制定党纲、政纲打下基础,使工人阶级、青年群众在统一的政纲下开展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劳大、团一大
  1921年9月,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正式履行党的领袖职责。他要带领年幼的党确定党纲、政纲,阐明党的政治主张。为此,他开展一系列的行动,并计划第二年7月召开中共二大。[1]而在二大召开前,他认为应先举行一次劳大、团一大,“以确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治任务”,“目的是要将中共的全体党员和它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和青年群众,在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政纲下展开活动。”[2]为了一次劳大、团一大成功召开,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一)精心选定开会时间。一次劳大选定5月1日劳动节纪念日开幕,团一大选定在紧接一次劳大之后的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开幕,都极具纪念意义。
  (二)谨慎选择开会地点。当时中共中央和团临时中央所在地在上海,但近200人参加的一次劳大和1500余人参加的团一大,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当政的上海或其他北方城市召开都不合适,而广州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广州政治环境自由、宽松。1920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后,实行开明民主的政治,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都是合法、公开的。广东还有不少工人组织,举行多次罢工并取得胜利,群众基础良好。广东国民政府也主动欢迎大会在广州召开,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陈独秀此前领导创建了广东共产党、青年团,并与陈炯明的关系良好。因此,综合各方面条件,他决定在广州召开这两个大会。
  (三)召开多层次的筹备会议。为确保大会顺利召开,4月底陈独秀、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亲赴广州,并在广州举行一次总筹备会议。参加的人员有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及陪同他前来的张太雷、蔡和森,[3]还有参加这两个大会的各地共产党的负责人,共20余人。当时“全党几乎有五分之一的党员已在这里”。开会目的是讨论党对于一次劳大和团一大应遵循的路线问题,以及对待孙中山政府及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会上达林作了报告,说明根据莫斯科远东代表大会精神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会议为一次劳大、团一大统一了精神基调,对中共二大确定民主联合战线有一定影响。一次劳大、团一大也各有筹备办事处,召开多次筹备会议,作了认真细致的筹备工作。
  二、通过准确判断一次劳大、团一大召开期间广州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确定二大在上海召开
  中共二大召开的地点,起初在上海和广州之间选择。陈独秀、张国焘到广州的目的,除了指导一次劳大、团一大外,还要考察当时广州的政治形势,察看是否适合召开党的二大。陈独秀与陈炯明会谈后,知道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自己无法居中调停,很快率同其他青年团代表返回上海。
  离开广州前,陈独秀“鉴于广州局势的严重,觉得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适宜的,因而决定仍在上海举行。”[4]中共二大召开后的一年中,中共中央机关有上海—北京—上海—广州—上海共4次搬迁经历,1922年9月陈独秀连续两年第二次被上海租界当局逮捕,可见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非常严酷,中共中央对于大会地点的选择只能慎之又慎。
  三、一次劳大、团一大成功召开后,中共二大按预定的时间举行
  中共二大是早有计划要召开的会议,1921年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签名的第一份文件中就计划第二年7月召开代表大会。有人根据中共二大是早期党代会上唯一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党代会,认为它是中共中央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不在中国而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5]本文认为这种说法缺乏直接证据。成功召开一次劳大、团一大后,召开中共二大顺理成章,因为各方面条件已具备——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思想在党内、团内、工人代表中得到一致的认可,明确的党纲、政纲已经成形;与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政治主张达成初步共识。虽然就国共合作的具体方式,马林和陈独秀有很大分歧,马林因而于4月初回莫斯科共产国际商谈国共合作具体事宜。但陈独秀自信马林在莫斯科商谈国共合作之事不会有重大变动,“因此决定不必等他回来,就采取具体步骤开始进行”。[6]就在马林回莫斯科4个月期间,中共接连开了这三个重要的大会。
  四、一次劳大、团一大的成功召开,为中共二大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
  早期党团工作不分,党又全力推进工人运动,因此这三个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基本上是同一批人。主要是团一大上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的5人和中共二大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5人。除2名同时兼任委员外,实际是8人,即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施存统、张太雷、俞秀松。其余如广州党、团负责人谭平山等也作出重要贡献。
  这些人中,在1922年前后革命经历丰富,有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会议)者,有一次劳大、团一大或中共二大的组织领导者,有工人运动领导者。他们对国内外革命形势认识清晰,革命经验和思想都得到锤炼,为中共二大的召开奠定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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