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变化间关系的思考

　　摘 要：本文分别从美国和日本的财政学学科发展轨迹分析与比较两国对财政学类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研究发现美日两国的财政学学科发展与社会对财政学类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和两国间的趋同性，并由此得到“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体制下需要从个体视角来研究公共问题”、“在财政学类专业课程中应加入经验实证分析方法，让学生掌握收集、分析和运用个体信息进行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的方法和技能”、“财政学类专业应加强对公共性和公共逻辑认识的课程”等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财政学类专业；学科发展轨迹；人才需求变化；启示与借鉴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由外延式量的增长转向内涵式质的提高，如何制订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已经成为重中之重的课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提出：“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1]，表明国家将“是否适应社会需要”作为一条重要的标准来衡量各个专业培养的人才质量。但是，众所周知，高校教育同时承担着引领社会发展的重任，学科建设既要满足当前的社会需要，又要与现实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因而，如何把握社会的现实需要和将来趋势，是各专业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目前制定各专业类本科教学质量标准时不可或缺的一个视角。本文将美国和日本两国对财政学类专业的社会需求特征进行梳理，分析这两个国家财政学学科发展轨迹，通过国际比较来寻找我国制定财政类专业人才培养标准的借鉴要素。
　　一、美国财政学学科的发展轨迹及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
　　财政学是以公共部门为研究对象，注重分析政府经济行为的社会科学，其学科发展路径总是围绕着对“公共部门及政府”的认识而展开，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产生差异，并与人才的社会需求相适应。美国是现代财政学的前沿阵地，回顾其近百年来财政学学科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美国现代财政学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美国社会在不同时期对财政学类人才需求特征变化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高度崇尚市场机制的国家，与之相应的社会基本理念为个人主义，强调保护个体利益（私人财产）和个体的自由选择。但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让整个西方社会都动摇了对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信仰，转向寻求政府纠正市场失败的力量。不过，即使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罗斯福新政从政策实践层面、凯恩斯《通论》从理论革命角度唤起了美国社会对政府财政职能的重视，但尊重个体和个体利益的文化环境和体制环境让美国社会仍然对政府抱有高度的戒备。人们在理论上不断深入研究政府支出以及政府收入对个体所产生的影响；在具体政策项目上力求搞清楚政府参与的正当性。因此，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了像萨缪尔森、马斯格雷夫等这样从个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出发研究政府职能的著名理论学者，同时也出现了大批公共政策、公共管理方面的实践者。如第二次大战后至朝鲜战争之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以前总统胡佛为委员会主席的胡佛委员会（Hoover Commission）[2]。这一联邦政府智库的成立就是为了强化政府的职能，通过专业人士提供的各种研究来寻求政府经济活动的正当性和合理界限。之后许多州政府也成立了类似咨询机构，并促进了包括民间团体在内的大大小小智库、咨询机构的建立，因而大量的人才需求也相伴产生。
　　由于财政活动本质上是政府的经济活动，因而从个体与个体利益出发研究政府行为的公共选择理论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财政学研究的热点。它反映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以及福利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大政府现象的反思，也反映了社会需要探索资源配置更有效的方式。公共选择理论突破了经济学、政治学以及财政学研究中对政府的既定假设，当时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对政府进行改革的要求。人们希望通过定量分析手法的不断完善来接近真实的成本效益分析，以说明政府行为的正当性，由此各种微观定量分析能力成为新的人才需求；同时，由于公共选择理论为公共决策的政治过程进行实证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因而，对于公共决策相关利益者行为的定量分析也随之兴起，这就产生了将包括心理学、社会学、行政学等多方面知识融入公共财政、公共管理的需求[3] [4] [5]。
　　另一方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民众不堪忍受在“福利国家”建设过程中，公共部门日益膨大而带来的沉重税收负担。个人责任再次将公共的落脚点重新回归于个人，认为公共即为个体的机械性组合。很显然，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对低效政府的病因分析地淋漓尽致，但治疗的药方有失偏颇。过分强调个人独立性的结果是造成个体的封闭而忽视个体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卢梭所指出的，只是由各个个体的偏好所集合而成的全体意志与公共利益相差甚远，两者之间的转换需要个体之间的沟通。也就说，将个体与个体之间连接的网络与独立个体的集合共同作用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研究的深化与现实社会实践的需求再次相互影响和促进，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中，以关注承担着社会网络功能的社区以及地方自治政府为对象的研究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改革、公民参与等运动风生水起。相应地，在人才需求方面，包括公共组织的财务管理、公共组织的预算管理等与社区及地方政府管理相关的岗位也应运而生。
　　以上有关美国人才需求的变化的描述，实际上是美国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成熟发展的必然表现。笼统地看，无论什么时期，美国对于财政类专业人才的需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需要研究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中具有普遍性规律的学术理论；另一方面需要与政府结构紧密相关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应用性强的政策和对策研究。
　　二、日本财政学学科的发展轨迹及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
　　日本对于财政学的研究历史较长，由于财政学自古被认为是有关“国库”的学问，所以从明治时代起，财政学就被看作是“以国家及公共团体的货币收支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从日本学者的研究路径来看，日本财政学受德国财政学、马克思财政学以及英美财政学三方面的影响非常大。其中，因最早受德国官房学影响较深，因而，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止，从制度方面来研究财政问题一直是日本财政学者的主流。随着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引进吸收，日本学者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财政学的越来越多，且出现大量的优秀研究成果并不断对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各项公共政策制定产生了影响，所以，七八十年代之后，日本财政学的研究和教学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三种不同视角同时并存但有一定程度的隔离。这三种视角分别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