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取士到育才

　　摘要：以往对教育制度史的研究，相对更重视对制度进行文本解读，但考察制度运行的效力，更需要关注制度在实际执行层面上的影响。癸卯学制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切实推行的学校系统，其出台前后的制度设计和调整均显示出制订者对时局走向的判断。按照癸卯学制设计的各级新式学堂取代科举取士，改变了社会选用人才的标准。
　　关键词：癸卯学制；新式学堂；科举取士；人才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5-0091-05
　　从1902年壬寅学制到1922年壬戌学制的出台，短短20年时间中国学校制度就进行了4次调整。这些制度上的变化对教育实际层面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国家意志对教育发展方向的整体规划，体现出了国家意志对于教育的控制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区域差异的存在，使得学制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掺杂着地方与中央的利益纠葛和争斗，反映出的是教育实际运行过程与制度设计之间的差距。因此，从历史源头上考察近代学制改革过程和演变逻辑，可以为观察近代教育发展变化提供另一个视角，也是探讨当代教育制度问题的思想基础。
　　作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热点，学制问题历来被视为教育制度史的重要议题之一。以往的研究相对更重视对制度进行文本解读，通过对比新旧制度间的关联与不同进而讨论制度本身的优点与不足。但教育问题牵涉到社会文化、观念、习俗等多个层面，由此对教育制度史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书面文字的解读上，而是要综合考虑制度在实际贯彻执行层面上的影响。也就是说，对教育制度史的考察，除了对制度文本进行解读之外，还应该关注设计教育制度者的意图、制度出台之后逐层落实中遇到的适应问题以及所作的相应调整。鉴于此，本文以清末的癸卯学制为例，通过对其出台前后历史境遇的重新梳理，进一步分析学制背后反映出的社会人才基础的变革。
　　一、癸卯学制设计者的意图
　　1902年8月，清廷批准了由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因为该年为农历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国家正式颁布的学校系统，主要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培养目标、修业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关衔接关系。但作为统一性的全国学制，其制订过程仍显仓促，自身存在着种种不足，其中又牵涉到朝中人事斗争，壬寅学制最终并未能付诸实施。1903年6月底，清廷又批准了张百熙与荣庆的奏请，派张之洞会商学务，再行切实商定大学堂章程等一切事宜，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 [1 ]。之所以选中张之洞，是因为他在湖北所办学堂之举被描述为“颇有成效”。他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改革旧式书院，创建新式学堂，开创了湖北新学之先声，而且早在壬寅学制出台之前就已逐步建立起了一系列上下接续的学校系统，对于学制整体设计已经相对成熟 [2 ]。
　　经过半年修订，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上奏的学堂章程得到清廷批准颁行。这套章程以《学务纲要》为总纲，具体共分19册，因公布于旧历癸卯年，史称“癸卯学制”。除了蒙学、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大学堂等6种章程为根据原有章程增补缺略外，其余十几种皆为新加编订。这个学制不仅对各类学校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学生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做了详细规定，而且对教育宗旨、学校管理、教师聘用和学生考试与奖励等方面也做了相应说明。学制从纵向看，分三段七级，形成了初等、中等、高等三级衔接，普通、师范、实业三类教育并举的整体格局和框架。作为全国性的教育规制，癸卯学制虽然难以抹去日本学制和湖北学制的影响，但从其订立宗旨及推行准则仍可以看到清廷根植于中国实际的由“选材”到“储材”的观念性变化。癸卯学制中如何处理科举与学堂关系的相关设想正是此种体现。
　　总括发明各学堂“设教之宗旨”的《学务纲要》，开篇便指出全国各类学堂均需“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而大小学堂根据自身状况则“各有取义”。文中除了再次强调急办师范学堂、派员出洋考察、速设实业学堂等项规定之外，学堂课程科目、毕业升级及奖励出身办法等，事无巨细。值得注意的是，《学务纲要》单列出“学堂兼有科举所长”一项，特别说明课程对中国原有的经学、史学、理学及词章之学都有涉及，并且对“讲读研求之法”也有所规定，与从事科举相比，尤加详备，由此得出“学堂所增之新学，皆科举诸生之所未备，则学堂所出之人才，必远胜于科举之所得无疑矣”的结论 [3 ]。客观地说，新式学堂具备了课程知识系统、教导传授有方、学习程度高低衔接等特点，而这些特点是更注重甄别、选材环节的科举取士最为薄弱之处。在癸卯学制的制订及推行过程中，新式学堂被赋予了“开民智”的特别意义，正如张百熙等人所描绘的那样：“各省果能慎选教员学职，按照现订章程，认真举办，则民智可开，国力可富，人才可成，决不致别生流弊。” [4 ]清廷此时选择大力推广新式学堂，无疑更看重其普及功能。
　　不过，问题亦由此而生。清廷虽已于1901年8月废除八股时文、改试策论且停止武举，但有关科举的制度性问题仍未曾涉及①。如何平衡传统科举与新式学堂之间的关系，便成了清廷教育改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鉴于之前提出废除科举所遭遇到的阻力，张之洞等人此次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提法，即并非废罢科举，而是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具体建议为：自丙午科起，每科分减1/3，待中额减尽后，即停乡、会试；同时，各省学政岁科试取学额亦随之递减，待学额减尽，即行停止学政岁科试，以后生员便尽出于学堂 [5 ]。清廷最终同意了张之洞等人的递减中额及学额的建议，但也要求等待各省学堂一律办齐，且确著成效之后，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皆归学堂考取 [6 ]。清廷此举显然是出于稳定政策的考虑，但是科举不废，入仕始终被视为正途，新式学堂便很难吸引士子入学，科举仍是学堂障碍。1905年8月31日，由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端方及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奏折称若科举不停，士人仍存侥幸观望之心，分科递减中额的方法已是缓不济急，并再次从“开民智”角度论述了学堂的重要，表示“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也”。在袁世凯等人的描绘下，兴办学堂除了教育上收获人才之外，也充满了有望达到“各司其职”、“各安其位”政治前景。所以，只有立刻停罢科举，广兴学堂，才有可能补救时艰。9月2日，清廷最终颁布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一诏谕终结了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谕旨虽有“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的表述，意在减少罢废科举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不忘肯定已经拟定的章程是以修身、读经为本，课程设置是“皆切于实用”，最后更是将遍设学堂与中央、地方荣辱连于一线，表示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可以使“国家既获树人之益，即地方亦与有光荣” [7 ]。可见，在朝野上下一致趋向于变革的氛围之中，清廷亦不得不做出同样的选择，也基本完成了学校系统的制度层面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