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亏损的背后》警示教育片观后感与读《中国大历史》有感 警示教育片观后感
《巨额亏损的背后》警示教育片观后感与读《中国大历史》有感 《巨额亏损的背后》警示教育片观后感 近日，中国铁建中铁xx局集团二公司xxxx项目组织职工认真观看了《巨额亏损的背后》警示教育片，我的感触特别深。片中个别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搞贪污、搞腐败，事件令人发指，金额触目惊心。他们不为职工谋福利、不为企业谋发展，视党纪国法而不顾，坑害广大职工群众的利益，将企业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令人痛心疾首。我作为一名基层的项目管理者，在严格要求自身廉洁自律的同时，也结合本职工作谈几点关于项目管理及治理项目亏损的体会。
导致工程项目亏损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客观环境的影响，管理层自身的主观原因才是核心。项目亏损的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无非这几条：
一、成本管理不到位 绝大部分亏损的项目部，根本没有成本控制的总目标，有的虽有但却没有严格执行，因而使项目部的成本处于失控状态。项目部在工程开工后，对工程进行了成本预测，并确定了分项工程成本、分类成本和工程总成本目标。待工程竣工时，除固定费用（包括上交的管理费、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费、大修费）等项目未超出测算的成本外，人工、材料、燃料、配件和项目部间接费等可变费用基本会出现超支。为什么固定费用可以控制，而可变费用却得不到控制？其问题就在于没有严格执行成本控制的总目标，分项工程成本和分类成本的控制没有落实，从而导致总成本超支。还有很多项目认为，成本管理是企业自己的事，与业主无关；
并且，长期受“三重约束”（质量、时间、成本）理论的影响，一直认为项目是成本中心，项目只需执行好企业的成本计划就好了，其主要工作就是核算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项目经理及其团队所受到的激励非常有限，超出成本计划还会受到惩罚。事实上，成本管理不能脱离顾客的需求。如果项目的成本计划不能与业主的需求充分融合，不能满足业主的工期目标和质量标准等要求，就会是一纸空文；
并且，为了纠偏调整到业主的需求上而发生的措施费用，反而会加大项目的成本。有时候，成本加大，不是没有执行成本计划，恰恰是计划执行得太好，只考虑了“利己”，而没有考虑“利他”。
建筑产品的实施过程是业主不断参与的过程，业主已经更加全面的影响到项目的决策，自然会影响到成本管理。同时，项目不仅仅是完成任务那么简单，作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载体，如何打造产品，如何提升核心竞争力，如何赢得顾客，都需要项目来实现，所以，项目应该是企业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力的单元。只将项目作为成本中心，割裂了项目与运营的关系，割裂了项目与战略目标的关系，忽视了项目对于实现组织经营和战略目标的重要作用，迫切需要回归到项目是价值中心的层面上来。成本管理的核心不是省钱，而是花出去的每一分钱，客户都愿意买单；
企业管理的重心不是闭门造车地设定成本目标，而是研究如何与顾客共同创造价值。
二、材料管理失控 工程材料费用往往在项目成本的占比是最高的，如果材料管理失控，项目绝败无疑，材料管理漏洞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材料数量 在亏损的项目部中，购买材料无计划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是有经验的材料人员执行采购任务，则材料的采购数量还不至于超出太多，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和浪费。部分项目部特别是亏损项目部的材料人员毫无经验可谈，采购材料非常随意，超额购买习以为常，其结果必然是材料的积压、超支。
（二）材料价格 在材料采购阶段，价格偏高是工程项目亏损的又一个因素。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材料的价格千变万化，无论任何有经验的材料人员都难以掌握绝对准确的价格信息，加上销售材料的单位（即销售商）利用回扣、好处费等吸引采购人员，从而使项目部难以购买到价格相对合理的材料，提高了工程项目的材料成本。如果个别采购人员有意舞弊，将材料价格故意提高从中牟利，则项目部的损失会更大。
另外由于一些企业信用等级的降低和现金周转的需要，使得销售商十分在意是否以现金购买材料，从而使现金与非现金购买材料的价格相差较大。而项目部由于资金紧张，或者采购人员不会计算采购材料过程中的资金成本，最终购买了高价材料，从而增加了工程项目的成本。
（三）材料质量 由于部分采购人员对材料的质量标准知之甚少，购买了一些达不到质量标准的材料，使得实际消耗的材料数量增加，造成成本超支。
（四）材料收发 在材料验收、保管、出库阶段，一些项目部根本没有收发制度，材料采购人员购买的材料无人验收，更无实物账，因而就谈不上保管和出库；
或者是虽有收发制度，但验收不及时、不认真，保管形同虚设，账物不相符，谁拿谁用，最后一笔账列销。特别是砂石料、砖瓦等地材，有的项目部自始至终没有专门的部门进行管理，以购代耗；
严重的甚至用虚假的材料发票报销，而根本没有购买材料。
在材料消耗阶段，大部分亏损的项目部不按定额发料，施工人员要多少给多少，致使多发的材料不是被浪费扔在工地，就是被工地的人员偷偷卖掉，许多可以回收的废料更无人管理。如将工地剩余的钢材和钢模板擅自处理，并将收回的材料款私分。
（五）材料供应 我们表面上和供应商是基于合同的委托代理关系，但内心却认为是与供应商“争利”的关系，我们想方设法把价格压低，只想着打好自己的“如意算盘”，殊不知“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世界上没有白捡的便宜”、“谁也不会比谁傻多少”。由于利益上冲突带来彼此的不信任，其实，项目的成功离不开供应商，我们既是自己供应商的顾客，又是自己顾客的供应商，上下游链条关系如此密切，基于供应链的原理，我们与供应商应该是相互协同的工作伙伴关系。只要割裂这种关系，双方的成本就会加大，正如那句话“如果不能双赢，从长远看会双输”。所以，我们要将供应商作为项目团队的一分子，共同参与项目的质量控制、进度控制等项目管理全过程。这样，供应商才可以更好地安排生产周期、减少库存，通过供应合作、生产合作、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流等方式，更好地为项目服务，从而为项目创造价值。
三、承包模式不正确 有的项目部，在劳务承包方案中规定完成多少工程量计量多少劳务费用，但对材料的消耗和设备的使用、维修没有明确要求，形成包工不包料、包盈不包亏，最后是任务完成了，但材料费超支了，设备的使用率下降了，整个工程亏损了。有的项目部虽然在承包方案中明确了单位工程量所包含的材料和机械费用，但材料价格比承包方案中的材料价格高，从而导致承包流产；
有的项目部虽然承包方案合理，但计价不及时、或者不能按照承包方案进行兑现，使承包无法进行。
四、分包管理不到位 一是对劳务分包队伍，没有实行严格的定额发料制度，导致随意使用材料，造成材料超耗；
二是对分包队伍施工的部分工序的工程量重复计价，导致多拨工程款；
三是对分包工程的价格非常随意，没有按照定额和预算标准进行计算，随便定一个提取管理费的比例就万事大吉，最终提取的管理费还不够补偿投标所开支的费用；
四是不考虑中标价格，把工程以高于中标价的价格分包出去，形成巨额亏损；
五是大量使用分包队伍，导致超拨款、分包队伍欠款等现象不断发生；
六是挂靠多个外部单位，仅象征性地向收取一点管理费，最后挂靠单位一走了之，所有的善后费用（如工期、质量、挂靠单位以项目部的名义购买材料所欠的货款等）全部由被挂靠的项目部承担。
五、质量管理失控 亏损严重的项目部，几乎全部存在比较严重的质量问题，从而导致返工、修复、推倒重来等重复施工的现象发生。这些现象导致了无效工程量增加，加大了人力、材料、设备的投入，最终增加了成本支出。
六、设备管理不到位 一些项目部对所承担的工程心中无数，为保证施工不间断，盲目购置或从其他项目调入大量设备备用，甚至购入一些本项目不需要的设备，从而造成设备长期停用。既占用了宝贵的现金，使施工生产所急需的人、财、物不能及时到位或增大财务费用支出，又增加了折旧费和设备维修费支出，造成项目部的成本急剧增加。
七、施工组织不合理 1.不能合理地配置人力、材料、设备等资源，导致窝工浪费；
2.施工安排不合理，能够一步完成的，实际进行了二次、三次才完成，从而造成返工；
3.施工顺序颠倒，增加了许多无效的人力、物资和资金投入，导致成本大幅度增加等等。
八、安全管理不到位 在亏损的项目部中，多数项目部均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安全事故。轻伤影响员工上班，增加人工费支出；
重伤既影响员工上班，增加人工费支出，又需要开支医疗费，增加间接费支出。死亡事故既增加了巨额抚恤费支出，直接增大成本支出，又可能影响员工情绪，降低生产效率。
九、间接费控制不严 在亏损的项目部中，几乎都存在这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办公费、差旅费、交通工具费和业务招待费失控。办公费开支无计划，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高档的办公用品随意买，费用惊人；
差旅费无标准，飞机随意坐，什么样的高档旅馆随便住。擅自扩大业务招待费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即使是招待内部人员也动辄到高档饭店就餐，致使招待费逐年增加。
十、财务管理混乱 所有亏损的项目部，其财务管理无一不存在混乱现象。具体体现在：
（一）没有完整的财务管理制度 一些亏损项目部的所有收支业务由个别领导和财务、计划、物资等人员把持，不是靠制度来决定开支、靠监督来约束开支，从而导致所有开支无计划，工程盈亏无人知。
（二）资金管理混乱 开设多个银行存款账号，但又不及时核对清理，银行收付凭证不及时入账，其结果是材料不能及时入库，个人欠款不能及时清理，银行存款和现金账款不符，巨额成本隐匿在银行存款和现金余额里，从而造成工程前盈后亏或整个工程亏损。
（三）债权债务的确认不准确，结算不及时 有的项目部对销货和分包单位，既在债权方记录预付的货款和工程款，又在债务方记录应付的货款和工程款，但在结算时由于记账不及时或不认真核对，最后多付了货款和工程款，形成损失。有的项目部对应收款项不及时清理，后因欠款单位无款、破产或超过追索时效，导致应收款无法收回，形成损失。
（四）收入、成本的计算不准确 有的项目部不知道如何计算工程结算收入，把合同金额计算为计价收入，然后计算盈亏，形成前盈后亏；
把拨款当成计价收入，使项目部各期的盈亏不实，如果建设单位欠款数额较大，则项目部会形成虚假的亏损。有的项目部不知道如何计算成本，把应当计入成本的费用漏列，如应提未提的固定资产折旧费和职工福利费、应上交的税金、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和上级管理费、已经使用但尚未支付的材料费、应发未发的职工工资等，从而导致成本不实、盈亏不准。有的项目部不按规定结转成本，把应由后期负担的成本提前计入成本，或者把应由本期负担的成本转到后期，影响了成本的真实性。
（五）会计基础工作差 审核会计凭证不认真、不仔细，凭证的手续不完备，报销依据不充分，登记账簿不及时。会计科目使用错误，各项会计数据的记录不真实、不准确，失去记账的意义，影响成本计算。
十一、合同管理混乱 在亏损的项目部中，大多数项目部没有合同管理的意识，对购货、雇用人员、提供服务、分包工程、承包工程等合同知识知之甚少，合同管理混乱。与对方签订只有小写金额的合同，在对方篡改小写金额诉至法院时，因企业证据不足而败诉；
与对方签订只有数量没有单价、只有单价没有数量或只有数量、单价没有总价的合同，致使官司不断，严重影响了企业的信誉。
项目亏损原因分析的再透彻，管理的经验再丰富，没有对企业及职工的责任心，没有对法律及制度敬畏心，一切都是空谈。亏损的原因千万种，盈利的理由只有一条——为了企业更好的、健康的发展。
读《中国大历史》有感 读《中国大历史》有感 横贯五千年的中国史需要多少字写完？如果按传统写法，事无巨细，一一道来，需要至少数千万字。若要细细研读，非十数年不可成其功。而若用春秋笔法，微显志晦，婉而成章，所需字数虽少，却未免失之偏颇，难以窥其全貌。所以，要用数十万字把数千年历史一一道尽，其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必须立足宏观，抛其细节，抓其重点。用简练之笔法，介绍最重要之事。其二，必须找到合适的分析方法，分析历朝历代之得失。而做到此两点者，非黄仁宇先生莫属。我读此书，最在意的就是他所用的分析方法。
黄仁宇先生的思路，可分为两条明线：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
一条暗线：儒家文化。中国五千年之历史，之所以合少分多，战乱不休，个中原因大抵可从以上三个方面找到。
制度方面，可以用一词来形容：平衡。
从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中国政治制度之变化一直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君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平衡。先看君臣的平衡。中国的所有行业中，皇帝绝对是最辛苦、也最短命的工作。秦始皇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看完120斤的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雍正在位期间，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但不管这些帝王多努力，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所以，分权是必然。但是分多分少是个问题，分多了皇帝会被架空，西汉的外戚专政，带来的就是王莽篡位，朝代灭亡。分少了皇帝无人制约，到最后还是百姓受害。汉武帝死后汉朝国力由盛转衰，明成祖险些踏上隋炀帝后尘，大抵都是主强臣弱带来的后果。
强干弱枝还是强枝弱干，是中国政治制度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古代通讯不畅，地方需要一定的自治权。但是权力大了，容易尾大不掉，唐朝安史之乱后数百年，一直到朱温灭唐，都饱受军阀割据之苦，无非是放权太过。而权力小了，事事等中央决定，却又失去了反应的灵敏性，让原本容易解决的小事最终变成颠覆国家的大事。明朝李自成、张献忠之流之所以能够荼毒四方，未尝不与地方政府袖手旁观有关。但是由宋开始，所有朝代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强干弱枝。这也导致宋以后的朝代，其实都毁于内部之乱。而宋朝之所以例外，是因为外族入侵太快、太猛，没有给内乱酝酿的时间。黄仁宇先生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应变能力极弱，可谓一语中的。
经济方面，则可用“错位”二字来形容。
中国经济一直重农轻商，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地位最低。但从经济发展，资源流通来看，商人应该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商人阶层能够为技术变革提供所需的资源，若无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的资助，瓦特绝无可能发明蒸汽机，而科技革命也就无从谈起。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却毫无地位可言，再加上中国历朝有“杀富”的传统。有吕不韦、沈万三、石崇等前车之鉴，中国的商人阶层在拥有一定财富之后,就失去攫取更多利润的动力。要不然培育子弟，走耕读传家之路，要不然小富即安，转而寻求生活质量。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提到中国一直不实行数目字管理和金融制度，其实是没有这个需要。因为此两者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更高利润。只有商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且商人阶层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创造此二者出现的条件。西方人之所以采用数目字管理，之所以创建银行，无非是为了加快财富统计和流通的速度，从而攫取更大的利润。而与他们相比，中国商人的心思则都放在苏州园林和淮扬菜上了！ 商人既然无法成为中坚，那经济发展之主体只能由农民担当。热力学定律告诉我们，一块土地能产出多少粮食，是有其上限的。不管如何改造工具，都无法突破这一上限。因此我国农业生产技术，到元朝《农桑辑要》即为顶点，此后数百年，无所寸进。并非不想，实不能也。而受限于地理条件（中国西部被山脉沙漠围绕，北方则太冷），中国的土地除西南一隅之外，几无扩张可能。所以，当整个国家的土地都被开发完毕，经济总量便达到其极限，随之而来的就是下降了。但是，经济总量虽有上限，人口增长却无限制。当土地产出已经无法跟上新生人口的数量时，饥荒就会发生，**也就成为必然。
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朝代更迭大抵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当新朝代诞生，人口稀少，土地繁多，统治阶级轻赋税，粮食产量和人口就急速增长，最终出现盛世景象。所以中国各朝代的兴盛期都在前几十年，这叫“其兴也勃焉”。而当土地都被开发完毕，经济总量达到极致，继续增长的人口就会加剧社会生存压力。这时就算统治阶级再怎么降低赋税，也只能暂缓灭亡的步伐。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只有战争，因为战争能够消耗大量的人口。当人口减少，土地富余，战乱也就结束了。所以中国的所有王朝在达到极盛之时，就会出现战乱，将前期积累毁于一旦，这就是“其亡也忽焉”。
其实，士农工商之说原出自管仲，原意是对国民种类做简单分类，本无分一二三等之说。谁知却被解读成为商人地位最低的佐证。如果当年管子不说士农工商，而说商士工农，不知中国经济是否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黄仁宇先生的两条明线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总是在重复做同样的事情。但是饱学之士如过江之鲫，为何没有人提出变革良方？这就涉及到暗线，也就是儒家思想的作用了。
暗线——儒家思想的作用。
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成为中国知识份子，乃至全体国民的共同信仰。儒家强调的是道德自律，提倡以仁爱治天下。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儒家极力推崇三皇五帝时期的天下大同，认为那才是国家最理想的状态。这对于建立一个和谐文明、包容进取、道德高尚的社会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导向。但是后世对先秦儒家孔孟思想精髓的理解不到位，有失偏颇，造成一些朝代用儒家治世的狭隘，即对新生事物采取保守的态度。我们常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既然拒绝新事物，那代表破旧立新的改革就肯定失去动力，换之一切都以稳定为先，中国就因此成为一潭死水。而中国的历史，也就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度过，没有尽头。
读黄仁宇先生的书，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说谈起鸦片战争，说起甲午海战，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岂不知早在两千年前，当我们选择稳定为先的时候，这一结果就已然成为必然。《中国大历史》成书于1997年5月，当时正是香港回归，一国两制即将进入实践阶段的时候。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提出，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一旦成功，不仅为澳门回归提供了良好的参考，更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台湾回归的契机。回顾这20年间发生的事情，这句话可谓一语成谶。
不可否认的是，书中也有一些偏颇之处。比如书中一直较为推崇西方的民主制度，对中国现行的国家制度抱有一定的担忧，这点可以理解。毕竟黄仁宇先生长期寓居国外，对国内之发展并没有太深入的了解。加上成书之时，西方之经济生活都处于最好时期，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成果尚未显露。如果先生此书是在20年后出版，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的他，可能会有更多的思考。
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经过70年的执政，中国共产党已经基本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方法，那就是：改革。既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特点，经济发展之需要，适当的变革政治制度，从而释放市场活力，不断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从50年至今的60余年间，中国经历的变革远超以往之总和。站在今天的角度上看，结果是好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中国，经济上，国有企业强势，民营经济发展缓慢。政治上，国地税合并后，强干弱枝现象愈发明显。生活上，基尼系数高企，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政府现在的每一个决策，都有可能决定我们是从新进入历史的轮回，还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继续前行。
历史是过去的现在，现在是未来的历史。数千年后，当我们的后人总结历史，是会感叹历史周期律的准确，还是惊叹我们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智慧和勇气？对于站在历史拐点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