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评介

　　摘 要：基督教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近二十年来，基督教大学作为新的学术关注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与其中，取得了不少值得称道的学术成果。章博博士2010年8月发表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研究》（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华大博雅·史学文丛”系列图书之一），选取华中大学为样本，从兴起、“中国化”、“世俗化”、“国立化”潮流中的竞争图存四个方面展现了近代基督教大学的流变，着重阐述了它们为消解外部压力、保持基督教特色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认为经济上不自立、政府的限制始终是影响基督教大学生存、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制约性越来越大，最终使其湮没于历史潮流之中。这带给今天的研究者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将就此书框架，择要加以评介。
　　关键词：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基督教大学；华中大学
　　清末以来，基督教大学为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采取了许多措施，试图在调适的同时保持基督教特色，这一过程缓慢而艰难，虽然有些成效，但整体上难称满意，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于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基督教大学的改革戛然而止，其自身调适能否成功从此成为一个永远也无法解说的谜。在令人遗憾之余，又使基督教大学发展这一历史命题更具思考的魅力。章博博士2010年8月发表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研究》是近来较有深度的相关学术成果之一。本文将就其框架，择要加以评介。
　　一、基督教大学研究的几种流行模式及其缺
　　章博认为，基督教大学研究的现有模式都或多或少都存在缺陷，文化侵略模式用政治评价取代学术评价，失之于肤浅，最不利于客观研究，现代化模式最大的问题是预设立场，无疑会导致研究者人为地忽略许多复杂历史问题，文化交流模式虽然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较文化侵略模式和现代化模式前进了一步，但又忽略了其他维度和文化本身的多元性、差异性，也难称完美。
　　鉴于上述问题，章博在此书中力图作出改进，她将基督教大学作为民间组织来考察，同时放宽历史视野，将之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定历史场景之中，着力揭示外部环境变化对基督教大学的影响，以及基督教大学采取的调适措施和取得的效果，进而说明制约基督教大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二、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与华中大学的创办
　　20世纪早期，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形成了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在内的完整教育体制，对基督教传教事业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中国自办的新式教育也在蓬勃发展，不断挤压着基督教教育的发展空间，对其构成了严峻挑战。1922年春，由于在华基督教团体不断鼓吹“学校生活基督化”，又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大、但颇为激烈的非基督教运动，更加剧了基督教的危机感。这两个因素促使基督教差会反思在华教育事业，推动它们走向重组。
　　在1905年召开的“中国教育会第三届大会”上，总干事施特士率先提出了促进在华基督教教育机构联合的建议，引起了传教士的普遍重视。此后，各差会就联合办学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截止20世纪20年代初，已经整合出十几所水准较高的基督教大学，如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
　　在联合办学趋势愈发明显的背景下，1921年北美和英国教会组织了一个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对三十多个县市的各级基督教学校进行了考察，并提交了一份综合调查报告（伯顿报告），认为在华基督教教育应当更加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建议进一步整合现有的十几所基督教大学，以避免无用的重复和资源浪费，具体到华中地区，可集中在武昌建设一所伟大的基督教大学。这份报告被送到华中各基督教差会，成为创建华中大学的直接推动力。
　　1922年2月至8月，华中各基督教差会连续举行了三次会议，为华中大学的筹建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尽管仍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但在1924年秋，由文华书院（原属美国圣公会）、博文书院（原属英国循道会）、博学书院（原属英国伦敦会）合并组建的华中大学终于成立开学，标志着华中地区的基督教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中国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
　　基督教大学的筹设及运作，都是从基督教教育自身的需要出发的，“以培植一个强健的基督教社会为具体目标”，即促使中国趋从于西方文明。然而，由于“五四”后民族主义高涨，这一办学宗旨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化”压力，主要是始于1924年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1929年相继颁布《私立学校条例》和《私立学校规程》，大幅收紧了对基督教学校的监督和管理，并限令在1932年6月底前注册立案，实际上对它们提出了“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要求。
　　在此形势下，华中大学的领导者们清楚地意识到，继续自外于中国公立教育系统之外是不可行的，向中国政府注册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就这一问题向各相关差会的国内总部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终于在1931年12月完成了注册。
　　华中大学注册后，虽然在学校管理和教职工构成方面过渡到以中国人为主，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化，但又通过设在纽约的“设立者会”（由各背景差会派出代表组成）遥控大部分行政权力，而且从最为重要的经费看，也一直没有摆脱对外依赖，这就使学校难以疏离外国教会的控制，实现“名”与“实”相符的“中国化”。多数基督教大学的情况也与华中大学相仿。
　　四、适应与抗争：世俗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
　　新文化运动使科学主义在中国盛行起来，作为兼具“封建迷信”和“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特征的基督教愈加受到抨击，与之关系密切的基督教大学也受到很大冲击，“世俗化”成为其不得不加以回应的外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教育领域推行“党化教育”，使这种趋势变得愈发明显和急切。为了满足中国社会和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基督教大学不得不加快“世俗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