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高等教育巨人时期的大学校长

　　摘 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涌现出了一批卓越的大学校长，在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界这个阶段被称为大学校长“巨人时期”。这批大学校长某种程度上奠定了美国现代真正意义大学的基础，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时至今日，他们的治学理念和办校实践仍然为高等教育学界所称道。本文通过对美国巨人时期大学校长时代背景、构成、职责、功能、遴选、任期等相关因素的分析，以期对巨人时期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学校长们有一个真实的阐释，并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治校提供启示与参考。
　　关键词： 大学校长；巨人时期；美国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471.2;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1）03-0006-05
　　
　　美国在哈佛学院建立后的200多年间，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相当缓慢。但自19世纪中叶开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办学的层次上，美国高等教育都实现了巨大的跨越。这段时期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甚至霍尔（Hall）认为1870年左右几乎是美国教育史上的安诺•多米尼①（Anno Domini）[1]。而与此同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批卓越的大学校长，无论是对传统宗教学院的转型，还是现代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的创立，他们都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作用。以至于这个阶段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被称为美国大学校长“巨人时期”（the Age of Titans）。
　　本文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史的回顾，从巨人时期大学校长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入手，对大学校长的构成、职责、作用、遴选、任期等因素进行全盘的考察，以期对这段历史和神话般的大学校长本身有一个相对真实的披露和阐释。同时，希冀能从巨人时期的大学校长身上汲取养料，能对我们当下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背景下的大学校长治校有所启发。
　　
　　一、 巨人校长产生的时代背景
　　
　　美国国内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1862年，联邦政府颁布了“莫雷尔法案”（Morill Act），向各州赠地自助建立农工学院。这些“赠地学院和大学”提供“多个行业的普通和应用工业课程教育”，这项法案使得每个州都创立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新型大学[2]249。随后美国又制定了另外两项法案：1887年赫奇法案（Hatch Act），为研究和试验推广站提供联邦基金，以及1914年的史密斯—李佛尔法案（Smith-Lever Act），为校外扩展项目提供追加资金[3]7。这些政策的出台，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公立大学的发展，而随着“让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接受任何学科的教育”的康内尔大学的建立，一种新的大学形式产生了[3]6。此外，随着1876年注重于研究高深学问、强调严谨治学的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第一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诞生[4]108。
　　私立学院、私立大学和州立大学的发展，也促使了其他类型院校的出现，比如1900年之前，建立了一批独立的公立师范学院；此外也还有一些理工（或技术）学院先后成立，如麻省理工学院（1861），加州理工学院（1891）等；同时，在20世纪还出现了一种短期的被称为初级学院的独特院校，到这个时候，美国高等教育的格局真正形成了。
　　这个时期应该说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一方面，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对教育的重视以及政策上的支持为巨人时期大学校长的出现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另一方面，大学的发展，也需要这么一批具有高素质的人士或社会名流担任大学校长。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大学校长的“巨人时代”应运而生。据相关资料记载，美国大学校长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校长，这个时期就占了7位。总体看来，这个时期的大学校长，主要由学者且具有社会影响的名流担任，他们大部分具有世俗背景，脱离了宗教的干扰和影响，全职管理大学；极少部分还担任大学的教学工作。总体来看，大学校长绝大部分已经全身心于学校的管理工作，而且相应的规章制度也开始得以建立。
　　
　　二、 巨人校长的构成
　　
　　在美国高等教育转型时期，高等教育治理呈现出世俗主义的态势，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而作为董事会授权下的校长，也反映出这样一种状况。有一项调查显示：1860年，大学校长有过宗教训练背景的达90%，而到了1933年，只有12%的大学校长具有类似的背景[5]351。在哈佛大学这个时期的大学校长中，都是由非教会的世俗人士担任。当然，这个阶段哈佛大学仅历任三位校长，分别是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阿伯特•洛厄尔（Abbott L. Lowell）、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 Conant），他们都是教授身份，洛厄尔同时还具有律师身份。此外，像这个时期著名的校长，如密西根大学的安吉尔[注:其中关于安吉尔不是神职人员的身份有误，参见鲁道夫的《美国大学历史》的相关介绍，p421；另参见网站公理会著名人士[EB/OL]http://politicalgraveyard.com/geo/MI/congregationalist.html.关于安吉尔的介绍，明确注明是公理会教友。](Angell)、康内尔大学的怀特（White）、霍普金斯大学的吉尔曼(Gilman)、芝加哥大学的哈珀(Harper)都不是牧师[6]60-61。无论是哈佛大学，还是当时美国其他的研究型大学，大学校长身份宗教化向世俗化转变已然成了一种趋势。
　　但与此同时，仍有不少大学规定大学校长必须具有宗教背景，比如，即便到了19世纪末，耶鲁大学的宪章仍然明文规定董事会成员和校长必须是居住在康涅狄格的公理会牧师[7]113。而普林斯顿大学这个时期的五任校长，有四位都具有牧师背景，要么出身于牧师家庭，要不从事相关神学教学，要么本身就是牧师[注:在这五位校长中，詹姆斯•麦克考什（1868-1888）是长老会牧师，弗朗西斯•帕顿（1888-1902）是神学家，长老会代表，约翰•海博（1912-1932）学的是神学专业，哈罗德•道兹（1933-1957）是神学教授的儿子。除了伍德罗•威尔逊（1902-1910），没有提及有神学相关的背景，他是普林斯顿第一位非神职校长。参见普林斯顿大学历届校长：[EB/OL]http://www.princeton.edu/pr/facts/presidents/18.htm。]。在教会大学，无疑更是要求大学校长具有宗教背景。
　　再者，这个时期的大学校长大都由校外的社会名流担任，并有游学欧洲诸国的经历。诸如怀特，在1876年到1881年担任康内尔大学校长期间，就离开了大学达5个月之久，而安吉尔更是作为特使(envoy)出使中国，并以美国牧师(minister)身份出使君士坦丁堡[2]421。此外，许多著名的大学校长大多具有留学的经历，比如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游学德国、法国和英国，康内尔大学的首任校长怀特就曾留学德国和法国等。
　　总之，这个时期大学校长的构成开始呈现世俗化、多元化的特点，至少已经打破了学院时期大学校长以牧师为主导的局面。尽管在一些传统的大学，校长的宗教化阵地仍然占主导，但在一些新生的大学如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长开始由著名的学者担任；而在一些期待发展转型的教会大学诸如哈佛学院等，也开始了由传统牧师型校长向学者领导型校长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