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三钱”(连载三)

　　钱伟长于1952年夏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教务长。时隔不久，我于1952秋入学清华大学，攻读机械制造系机械制造工艺、机床及工具专业。在校5年虽然没有钱伟长的课程，但是清华常常邀请名人学者作报告，给我留下较深刻印象的有严济慈、涂长望、侯仁之、游国恩、乔冠华、陈家康、钱学森、李锐等，多为钱伟长主持报告会，作开场介绍和结束语。1957年初钱伟长在清华作了《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报告。我是抱着毕业后不论分配到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也要搞科学研究，也要搞发明创造这等“雄心”去聆听钱伟长的报告，并且认真作笔记。他在报告中，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概念和思绪讲得极为清澈深透。他指出，面对课题要先弄清楚课题已有的成果、已经达到的水平，这就要熟知各国文摘。拿到一篇没有学过的语种的论文或书籍，怎样根据自己的需要翻译成中文。他还印发了一份B4纸幅的各国论文和专利的文摘目录，我一直保存至今，需要时查阅。
　　
　　“力学之父”钱伟长
　　
　　钱伟长于1912年10月9日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七房桥村。其曾祖父是晚清举人，祖父是晚清秀才，父亲和叔父从小都熟读四书五经，按中国的传统，他家绝对算得上“书香门第”了。一般人都认为，“书香门第”必定是官宦之家或殷实之家，其实钱伟长家既没有做官的、经商的，也没有田产，祖孙三代都靠教书过日子。教书所得薪金是很微薄的，因而家计维艰、生活困难，钱伟长16岁那年，祖父和父亲就相继去世了。钱伟长是长子，虽然母亲还让他求学，先不要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钱伟长更加刻苦读书，他读中学、大学、研究生和出国留学，都是靠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才得到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才读了一年初中，就去报考苏州中学高中，苏州中学是名校，他竟以最后一名被录取了。读高中靠的是他四叔钱穆的接济，同时也向乡里的“钱氏义庄”申领救济。
　　1931年，19岁的钱伟长一个月内连续参加了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唐山交通大学的入学考试，被5所大学相继录取。听从叔父钱穆的话，他选上久负盛名的清华大学。钱伟长上大学靠的是获得上海著名化学企业家吴蕴初设立的“清寒奖学金”，每年可以得到300元的奖学金。
　　钱伟长入学清华大学，国文考试是《梦游清华园记》作文，历史考试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称、卷数、作者、注疏者》，两科都是100分。可是数、理、化三科考分的总和不到100分，英文考得也不好。1931年9月16日钱伟长由无锡到达北京清华大学，第三天“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钱伟长和大多数青年一样激发了“科学救国”的热情，认为数理化就是科学。到校后第一件大事就是选系，1931级106位新生中竟有21位要求进物理系，钱伟长自然也力图进物理系。对那些物理、数学入学考试成绩好的新生，系里当然欢迎；而对钱伟长，系主任吴有训却极力劝说他到国文系或历史系去。吴教授没有料到面对的是一个下定决心、态度坚决的青年。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恳谈，吴教授同意钱伟长暂时读物理系，但是要求钱伟长在学年结束时，物理和微积分的成绩都超过70分，同时选修化学。每周除上课外，有两个下午的物理实验和两个下午的化学实验，还要补习中学的一些基础数学，克服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还有课外体育锻炼，钱伟长只得夜以继日地苦读，否则就得“转系”。到学年终了时，各科都达到70多分，实现了保证。4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
　　大学毕业后，钱伟长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同时考取了中央研究院实习员，研究实习员月薪70元，而研究生每月只有津贴24元。因为家境贫困，需要担负母亲和弟妹的生活，钱伟长考虑放弃读研究生，但心里又实在想继续深造。吴有训教授了解到钱伟长的两难处境，告诉他去考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研究生奖学金”，幸而考取，每年得奖学金300元，这样就可以解决上学和养家两方面的需要了，于是决定留在清华读研究生。在1935年至1937年读研期间，钱伟长完成的科研项目不仅有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做稀土元素等的光谱分析X光衍射，还有在化学系教授黄子卿指导下研究溶液理论。从事科研工作伊始，钱伟长就表现出完成科研项目速度快、涉足范围广的能力。
　　1937年爆发了“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转移至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钱伟长因为没有南下的路费，不得已到天津耀华中学谋得一个物理教师的工作，暂渡难关。
　　一年后，临时大学已迁到云南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钱伟长攒够了路费，便约同好友王德熙等4人，从上海乘货轮途经香港、越南进入云南境内，再乘马车，直到1939年元旦才到达昆明。此时，适逢叶企孙教授由西南联大物理系调往重庆中央研究院任总干事，钱伟长接替叶企孙教授在西南联大物理系讲授热力学课程。叶教授离开时，留给了钱伟长一份授课讲稿，这份讲稿便成了钱伟长备课、讲课的范本。这一年，他完成了3篇光谱学论文，并悉心研究弹性力学。
　　1939年7月，中英庚子赔款第七届公费留学生招生委员会同时在上海、昆明、重庆三地招生，额定20名，报名者超过3000人。原定力学名额只有一个人，结果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3人考试成绩并列第一，于是决定破格，3人均予录取。当这一行22人于1939年9月2日抵达香港时，9月1日德国进攻了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所有赴英国的客轮全部征作军用。中英庚款会决定这批学生暂时返回昆明，等候通知。返回昆明后，钱伟长仍在西南联大任教，继续弹性力学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940年1月底，钱伟长等22人接中英庚款会的通知，到上海集会，通过海运，改赴加拿大留学；又因出差错，直到1940年8月，钱伟长一行人第三次接到通知，才乘船去加拿大。
　　1940年9月14日邮轮抵达温哥华海港，而后钱伟长一行人乘火车到多伦多市。始于1827年的多伦多大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加拿大规模最大、学科最多、师资力量雄厚、设备齐全先进的一所综合性现代化大学。二战爆发后，德国大规模空袭伦敦，众多伦敦市民疏散到乡间，许多著名教授、学者纷纷转移到加拿大各大学任教，其中多伦多大学为首选。进入多伦多大学后，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3位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同时师承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的力学专家、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主任辛祺教授。钱伟长主攻弹性力学，同时还研修流体力学、理论物理和相对论。他与辛祺教授见面不久就发现二人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但是辛祺教授研究的是宏观理论，钱伟长研究的微观理论。弹性板壳研究广泛应用于常见的钢板、汽车外壳、飞机机身、石油桶等各种机械和容器。辛祺教授当即决定，用一个月时间，将两人各自取得的成果分成两段（宏观和微观）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60岁的祝寿论文集。此论文被采纳。1941年夏出版的这本论文集收录了29篇论文，作者都是二战时聚集在北美的学术精英， 如物理学巨匠爱因斯坦、“计算机之父”冯·诺曼、力学泰斗S·铁木辛柯等，而钱伟长是青年学生，而且还来自落后的中国，他们的论文发表后，受到数学界和力学界的普遍重视。爱因斯坦看后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不仅在当时，直到1982年美国的著名学者葛拉克教授来中国在讲演中还谈到：“钱伟长教授关于板壳统一内禀理论，曾经是美国力学界研究生在40年代至50年代必读的力学教材。钱的贡献，对以后的应用力学发展影响深远。”故海外报纸曾称钱伟长为“中国力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