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教育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 本文主要准对由4%引起的在教育投资过程中容易忽视的问题进行探讨研究。主要是从三个角度，第一是教育行业本身，第二是教育投资的实施对象，第三教育投资与政府政绩考核之间的关系。即便是财政性教育投资的4%已经不足以满足我国日益发展的形式，但是当全国的目光都聚焦在数字讨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把目光朝向“4%”投资的效益上进行转移。这是财政性教育经费4%投资的客观要求，对构建教育行业的和谐发展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4%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G40-05 文献标识码：A
　　一、教育投资4%的发展历程
　　1、提出。1983年初，全国两会召开后，由北京大学厉以宁和陈良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善迈教授、中央教科所孟明义研究员等多位教育经济学专家组成课题组，在1983年便开始着手研究这一国家课题，成立国家级课题组，主要参照39个市场经济国家。历时两年，课题组拿出了最终成果，给出计算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教育支出比例下限的计算公式。按照邓小平提出的200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到1000美元标准，以及当时的实际汇率计算，到2000年中国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应该是3.87%左右。
　　2、调整。随后指标出现调整，从3.87%升至4%，为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末达到4%。但分子指标也出现改变，从研究报告中的“政府教育支出”变为“财政性教育经费”。2010年版的4%中，继续沿用了后一指标。与当初3.87%的占比，课题组采用的分子指标是“政府教育支出”。1993年版教育纲要中，4%占比的分子指标，改为“财政性教育经费”，分母并未改变。后者的概念大于前者，政府教育支出在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占很大比重。正是分子数扩大了，让所占比例也随之增大了。2008年，教育部公布全国财政性教育投入要占GDP的3.48%，这已是1993年以来我国教育投入水平最高的一次。但实际上，这离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规定的4%还相差0.52%。所以中国的教育投入首先是没达到法定比例，其次，就是达到了4%，在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低水准。
　　就4%来说，在2005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中线，世界平均水平为4.9%，欠发达国家为4.1%，而我国是2.82%。记得2004年两会期间，教育部前部长周济曾表示，到2007年一定要实现4%的目标，这曾让国人高度期待，最终的结果，却令人黯然神伤———2007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只有3.32%(修正之后的数据为3.22%)。2007年GDP总量为257306亿元，如果依照4%的比例，教育经费的投入应该达到10292.24亿元，但实际只有8285.2532亿元，缺口达2006.9868亿元。现在，教育部再次提出要促成4%目标，能否实现仍是未知数。
　　二、提出问题
　　1、新华网快讯：国家统计局2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数据，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35353亿元，比上年增长8.7％。如果乘以百分之四的话将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当前我国进行教育投资，向4%的目标进行迈进，但是是否考虑过我们进行的教育改革措施适合教育行业的本质？就像有的人所说的，进行企业的行业改革必须要符合行业的本质一样。我们进行这样的一种假设，如果我们的4%的教育投入是在不符合教育行业本质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结果我们可以预计，不但不利于教育行业本身的发展，会在阻碍他发展的同时，对教育相关的行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2、任何一种措施的施行都是建立在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基础之上的，有了信任委托，教育投入才能很好的推广，投入的效果才能显现。有了信托责任，股民可以放心的把手中的资金投入到股市，谋取利益。有了信托责任，储户可以放心的把钱存到银行。要是教育行业中出现了信托危机，必然会出现类似上世纪美国经济大萧条。4%这么庞大的教育投入，需要建立在民众对政府信任的基础上，这是一个无形的战场，也是社会最容易忽略的阵地。抽象的东西往往是人们容易忽略而有不容易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得了的。
　　3、政府政绩考核标准与教育大比例投入之间会出现四种情况，我们把政府考核标准合理设为A，不合理设为a（这里的合理定义为政府在重视教育程度合理并计入政绩考核事项的前提下，对教育的投入符合教育行业发展的本质）。教育投入合理设为B，不合理设为b（这里的是建立在教育投入效益提高的基础上的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出现AB的情况下才会最有利于政府政绩考核合理化和教育投资的最大利用。无论是其他的任何一种情况，都将不利于政府教育投入工作的全面展开和教育投资效益的提高。它将会出现一些列的问题，例如盲目追求教育财政性投入数字的提高和教育质量的下降等等。
　　三、分析出现的原因
　　（一）没有对发展教育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与实践。
　　我们在与外国进行横向比较的过程中，学习了别国关于发展教育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与方法，但是并没有抓住本质。我们看到了与外国的差距，于是我们要从科技上赶超，加大科技研究经费，加快学校的建设，1998年5月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大百年校庆上提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高校。因此出现了大学合并高潮等等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过的老路，这是我们惯常的思维定势。一个国家在没有改变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考试选拔制度为应试，教育体制没有根本变革的前提下硬性的把教育领域中的组成因素进行割裂。例如提高教师工资，改善学校工作条件，学校扩招等等，要建设一流的大学，没有一流的中学，小学和幼稚园，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措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到，“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情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情”。案例：我们看一下美国《国防教育法》出台的历史背景。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对美国造成巨大的震动。美国则组织了大量的研究人员，从根本上了解苏联成功的原因，进行论证，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成功归于教育，通俗的讲就是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和学习方法比氢弹更重要。
　　（二）多年的教育改革实践让我们对政府教育投入的信誉度下降。
　　2010年8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中国教育发展现状满意度调查。调查显示，受访者对当地教育的发展现状感到“满意”的只占27.1％，还不到三成，感到“不满意”的比例则达到56.6％，其中西部地区的受访者对教育“不满”的比例最高，为57.8％。从1993年开始把4%提上日程，到如今，每一次的提出都雷声大雨点少，计划不断夭折、搁浅、不了了之。在民众素质逐渐提高的今天，他们对国家政策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的敏感，都有比任何一个时候有更多的参与意识。然而，每一次都触痛民众脆弱的神经，造成民众对教育改革和投入的信誉度急剧的下降。这也是这次教育投入并达到投入效果的民心障碍，人们的惯性思维，将是教育改革与投入推广的最艰难的一环。
　　（三）时间的跨度短，将造成对教育财政数字提高的盲目追求。
　　从1993年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提出到2010年17年的时间，一个17年没有完成的任务要想到2012年这短短的两年之内完成，这能告诉我们什么？GDP4%的庞大的经费量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了发展经济重视GDP的量的增长而忽视效益的提高，这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而换来今天所谓的繁荣。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大幅度的进步。今天又提到教育经费的4%，并写进规划发展纲要，具体实施措施的模糊，政府相关部门问责机制的欠缺，将会造成行政官员对数字的盲目追求。直接导致教育投资质量的下降，不能很好的处理政绩考核与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