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长的北大演讲：真理的追求与大学的使命

　　各位同行、同学、朋友：
　　大家好。今天来到北京大学，我非常荣幸，感谢你们对我的热情欢迎。请接受我对贵校一百二十周年校庆的诚挚祝贺。
　　更令我感到荣幸的是，我这次到访，恰好是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它是一代中国青年对世界的宣言：我们要追求真理，我们相信真理改变未来的力量。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听到蔡元培校长的声音：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北大人勇于探索新知，敢于推动变革，这首先得益于蔡元培校长的远见卓识。
　　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更热切地想要了解这所创立最早的中国大学之一。北大是为大学之道而建的大学，是为思想自由而建的大学。我来过中国很多次，既有私人旅行，也有公务访问。这次我作为哈佛大学校长访问中国，造访中国优秀的高等学府，感受尤为不同。哈佛和北大都有着对高等教育的坚定信念，两校的学生和学者之间有着深厚的联系和紧密的合作。无论是艺术和建筑，医学和公共卫生，还是工程和环境科学，他们在各个领域中共同创造的知识，都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应该记住，蔡元培不仅领导过北大，还协助创建了中央研究院、上海音乐学院以及国立艺术院。他的努力提醒我们，人文和自然科学都能够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改善人类的生存处境。
　　从上上个世纪开始，哈佛大学就一直向东方探求知识，谋求合作。1879年，戈鲲化先生带着妻子和六个子女，不远万里从上海来到波士顿，成为了哈佛的第一位中文教师。他从中国带来的经典书卷，是哈佛获得的第一批亚洲语言文献，也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最早的馆藏。一百四十年之后，哈佛燕京图书馆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一百五十万册藏书的大型图书馆，是亚洲以外最大的东亚学术资料库，其体量在哈佛全校八十余座图书馆中位居第三。哈佛燕京图书馆有很多数字化馆藏，比如“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向全球的学者在线提供北大和哈佛共同收藏的珍贵文史资料。
　　在哈佛大学各学院的教授学者中，有超过三百位中国问题专家利用我们的东亚资料从事研究。我们研究中国的学者数量，在全美所有大学中首屈一指。这些学者和老师们从方方面面推动着我们对中国更深入的理解，包括中国的文化、历史、宗教、人类学、社会学、法律、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政策，以及商学。上个月，为了准备本次访华，我和他们当中的一些学者共进了午餐，了解了他们丰富的学术成果。那真是一次思想的盛宴。他们让我看到了以多重视角研究复杂的中国问题的必要性，更让我深刻领会了与世界分享中国知识的重要意义。当然，任何个人的能力都比不上集体的力量。哈佛成立了一系列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来支持、推广研究。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亚洲中心以及哈佛中国基金等机构，全面地影响着哈佛对中国的思考方式，从教学研究到交流合作，它们当中最老的是哈佛燕京学社。九十年前，哈燕社正是在这里，从燕京大学的故址起步的。今天它仍然在支持各个领域的中国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我们的这些机构当中最新的是哈佛全球研究基金。它从四年前启动时开始，就一直为不同规模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大部分是关于中国的。为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国际关系等重大挑战提供有效研究方法的解决方案，这不是一所大学、甚至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要在这样的领域推动变革和进步，需要很多人跨学校、跨行业、跨文化、甚至跨政府的共同合作。
　　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如何培养人才和智力资本，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在哈佛的校园里，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有志者;我们相信他们能为我们的社区以及更广阔的世界作出贡献。今年一年之内，就有一千多名中国学生和超过一千名中国学者来到哈佛求学求知。这比来自其他任何国家的学生学者都多。他们的足迹遍布哈佛的每个学院。我们还有超过两千五百名中国的校友。如果戈鲲化先生今天能回到波士顿，看到很多和他一样生于中国的学者在哈佛任教，一定会感到欣慰。他如果得知中文已经成为哈佛第二热门的外语科目，一定会感到高兴。
　　我刚才介绍的这些数据和举例显示了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浓厚兴趣，以及我们为之作出的巨大努力。但数字并不能完整地解释作为一个大学社区的成员意味着什么。哈佛校园里的每一次对话，每一种互动，都透露着谦逊和希望。我们随时都愿意承认“我不知道”，我们随时都愿意和伙伴们相向而行，面对挑战和失败，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一起憧憬成功的喜悦。发现和创新的过程总是复杂而艰辛的。这个过程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但更重要的是勤奋的工作。卓越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取的，且谁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 。
　　追求和创造知识的人们之间，总是有一种跨越时空的相互关怀。我还记得七十年代后期，我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教员时，一个中国学术代表团对学校进行过一次历史性的访问。漫长的分离一点都没有削弱师生同事之间的美好感情。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面了，但他们就像刚分开不久的朋友一样相互问候，然后又开始讨论共同关心的学术课题。对我来说，这生动地证明，在严峻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下，大学仍然可以成为力量的来源。
　　我还想到第一届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大会。在1957年紧张的冷战局势下，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二位著名科学家聚集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讨论热核武器的发展及其对文明的威胁。他们的集体努力为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其他若干重要协议奠定了基础。这二十二位与会者中，七位来自美国，三位来自苏联，三位来自日本，两位来自英国，两位来自加拿大，另外各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和波兰。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是这二十二人中唯一的中国人。他后来还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并在1978年率团访美，谈判促成了中美之间的学者交流。我们应该感谢像周培源教授这样富有远见和勇气的领导者，始终把和平和共识放在首位。
　　当下，我们两国政府之间正在就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谈判。这些谈判有时很艰难;它们的结果将对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相信，保持学者之间跨越国界的交流，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來说都至关重要。不仅如此，任何关心高等教育在人类生活中所起作用的人，都应该能够理解其中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