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人、教育变迁与社会变迁关系变化研究

　　[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的变迁是一大主流，教育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商人则是传统教育贬抑的对象，社会地位很低。三者关系在近代发生剧变。近代中国内外交困，教育变革成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教育變迁引发社会变迁，商人在近代经济力量增强、社会地位上升，成为连接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中介。由此，近代商人推动了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成为社会改革的先声，教育变迁推动了社会变迁。
　　[关键词]近代商人；教育变迁；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3—0084—06
　　社会变迁是社会现象在不同的时间上失去其原来面貌的变动，是一种社会过程。教育是社会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子系统，任何一种社会变迁必然与教育发生联系。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次的社会政治变动，都必然会反映在教育中，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的变迁，是中国社会的一大主流；同时，这种变迁多是附着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之中，教育是社会政治文化建设与改革的重要内容。这种情况在近代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近代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内外交困，引起中国社会深刻变革；在每次社会变革前，教育总是作为问题被提出来，教育改革此起彼伏，以至于逐渐升级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在中国近代，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改革推动了社会改革，教育变迁引发了社会变迁，二者关系发生逆转。自此，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密，这种潮流一发不可收拾。在这一潮流中，教育不仅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还完成自我革新，从一统天下、封闭落后的封建教育，演变为兼容并蓄，逐渐建立自身的现代教育体系。
　　在中国近代教育变迁与社会变迁关系变化中，商人的角色地位不可忽视。商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随着社会的变迁，其社会地位，特别是与教育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是封建教育贬抑的对象，处于社会底层。近代，行走东西之间的身份，在使商人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特殊使者，西方发达的商品经济与现代文明也进一步拓宽其视野，增强了其身份自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西方精良的武器令国人吃惊，其背后依托的强大商品经济与先进技术力量更让国人震撼，身处商业竞争一线的中国商人对此感触极深，为此，他们在参与中西商品竞争的同时，也大力引进西方现代技术，倡导现代教育，以振兴商务、发展实业。在商人的推动下，经各界人士上下求索、探寻，在“教育是变革时局、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手段”方面达成共识。近代商人成为连接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中介，是促使教育变革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
　　一、传统社会中商人、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里，商人列于末端，商业被称为“末务”，商人被“卑之日市井，贱之日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即使家财万贯，拥有丰厚的经济资本，商人仍摆脱不了卑贱的社会地位。相比之下，“士”的地位要优越得多，处于社会的上层。然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士”身份，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取的，而功名、学品与学衔都是用以表明该身份者受教育背景的，官职也一般只授予那些有教育背景并经考试证明的人（如明清两朝的新科状元一般都会被授予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一职）。由此，可以看出，接受教育、考取功名是取得较高身份地位的重要途径。长此以往，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与教育的关系比较特殊：一方面传统教育以重农抑商为主导思想，推崇“内圣外王”之才，无视商人对实际技能的教育需求，教授的内容基本与商业贸易无关，商人是中国传统教育贬抑的对象；另一方面，为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获得所谓“正途”出身，商人又是传统教育的积极追随者，明清时期实力雄厚的盐商商人甚至凭借自身的财力，向朝廷争取到科举考试中“商籍”政策。
　　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里，阶级斗争不断，历经数十次朝代变更，封建制度却未被打破，却发展愈加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统治者对教育政策的调整。秦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此试图控制教育；汉朝在中央与地方设立各级官学，推崇儒家经学，初步确立了封建社会等级框架的教育结构；隋朝首开科举制度，此后日益完善，成为日后历代王朝选拔人才、笼络人心的重要方式。唐朝学校分类更加精细，政府甚至对各类官员子弟入学进行了严格规定；宋朝时官学对象扩大至中低层官吏，“程朱理学”思想专制加深；明清时期，官学更加普及与完善，科举考试更发展为“八股取士”。森严的文教政策、严苛的人才选拔制度，促使封建制度不断完善，以至于僵化，到了明清成为禁锢人们思想、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从以上封建教育制度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封建王朝每一次改朝换代，统治者都会依据自身的需要对教育政策调整，从形式和内容不断改革与完善，以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变迁。但同时也应看到，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历经数十次改朝换代，其教育政策随着政权更迭不断调整，但其教育内容基本是儒家经学，重本抑末思想贯彻始终，商业贸易知识被排除在外，商人无法从中获取经经营管理的任何“实学”；官学的对象主要以统治阶级子弟为主，商人作为“四民”之末，社会地位最低，不能人读官学；即使商人凭借财力争取教育特权——“商籍”，但这种情形犹如“戴着镣铐跳舞”，丝毫无法改变商人在教育场域中的边缘地位，其教育诉求始终不被重视。总之，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变迁，但无论怎么变迁，商人在教育场域中始终处于被动的适应者、追随者，社会地位较低。
　　二、近代商人、社会变迁与教育变迁
　　（一）近代商人发展基本情况
　　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近代商人力量的壮大打下良好的基础。近代之前，中国商人多从事于传统手工业的生产经营，并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商帮，如晋商、徽商、粤商等。鸦片战争后，围绕着洋务派兴办的近代企业，诞生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商人。商业利益的刺激，再加上强国御侮的责任意识，近代商人学习、引进西方技术，如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广东，1873年起相继成立了广州机器局、广州军火局、造船厂、造纸厂、面粉厂、电灯公司等近代企业，随着上海、汉口、天津等内地港口开放，近代工商业在全国逐渐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清末1896—1900年4年间，资本额在万元以上的商办采矿企业新增了14家。1929—1935年6月注册工业公司达1 966家，总资本额56 039.4万元。近代商人成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