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省域差距研究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性战略、城乡二元结构及重点学校政策等制度性因素影响，区域差距作为教育差距中重要的表现形式，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着力分析当前我国省域间基础教育在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配置方面的差距，尝试分析影响省域教育资源差距的实质性因素。
　　关键词：基础教育；教育资源；省域差距
　　中图分类号：G4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7）01007004
　　长期以来，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性战略、城乡二元结构及重点学校政策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教育的区域性差距作为教育差距中重要的表现形式，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据百度百科资料统计，2014年中国高中排行榜中排名第一的是湖北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河北衡水中学、北京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紧随其后，浙江共8所高中进入百强榜，而西藏、青海无一入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这一论述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政府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教育区域差距在教育不公平的各种表现中具有重要影响，并把加大对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教育资源投入作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的重点。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2015年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讲话中特别强调：“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可以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国家意志，基础教育作为起点公平的教育，缩小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差距已经成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的重中之重。毋庸置疑，探讨教育公平问题，弄清楚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省域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教育资源主要包括教育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师资水平作为“软”条件是体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核心要素，经费投入和物质资源作为“硬”条件是保障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支撑。笔者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鉴于省份间教育资源配置既具有差异性和存在差距，也具有共同性以及便于区分省份差距的区域性，根据维基百科中国传统地理大区划分原则，从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各选取两个省份作为分析样本，同时鉴于直辖市的特殊地位，将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作为分析样本，对不同区域的12个省（市）的基础教育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资源配置所存在的差距现状进行分析，努力客观地呈现当前我国省域间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差距现状。
　　一、省域间基础教育的人力资源差距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2015年9月9日，习近平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的回信中同样指出了教师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发展教育事业，广大教师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推动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师队伍素质能力不断提高，让贫困地区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并希望教师成为“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可以说，教师作为教育人力资源其差距状况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就如同两点之间有且只有一条直线的真理一般，毋庸置疑。
　　第一，从教师数量来看，不同省份、不同层次学校的师生比存在较大差距，同一层级学校省域间的差距较为突出。如普通小学阶段师生比黑龙江为11.28，而浙江为19.05；普通初中阶段差距更大，黑龙江为9.60，云南为15.38，而全国比例最高的贵州为18.23，差距近一倍；普通高中阶段北京为9.00，重庆为17.54，而全国比例最高的贵州为18.25，与北京的差距超过一倍。尽管从东北、中部、东部、西部等区域来看，区域间的生師比差距并不明显，但省域间生师比差距却客观存在。
　　第二，从教师质量来看，省域间差距表现明显，以省域为单位的区域间差距同样明显。作为体现教师质量核心指标的学历层次和称职水平，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相关省市的专任教师学历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显著高于河南、云南、新疆等中西部省份。
　　学历层次方面，如北京小学阶段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为85.2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47.97个百分点，而云南只有29.07%，而全国最低的海南这一比例仅为16.05%，不到北京的1/5；初中阶段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分别为97.31%、97.33%、91.28%、89.68%、92.42%，而河南这一比例为64.75%，湖北为68.24%，其中研究生学历方面，北京为10.13%，上海为5.97%，远远高于新疆的0.48%、云南的0.54%等，北京与贵州初中学校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师资比差距达30倍以上。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小学阶段具有专科及以下学历的教师比例，全国有26个省市这一比例在50%以上，其中贵州高达77.22%，海南高达83.95%，而北京和上海分别只有14.97%和29.63%；初中阶段这一差距同样存在，初中阶段具有专科及以下学历的教师比例，北京只有2.70%，上海只有2.67%，而河南则高达35.25%，贵州为32.82%。
　　职称水平方面，省域差距同样较为明显。如小学阶段专任教师中小学高级和中学高级比例，天津为79.50%，辽宁为79.25%，而新疆为38.53%；初中阶段专任教师中中学高级比例，全国为16.00%，辽宁高达41.62%，天津为31.86%，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表中最低的重庆只有11.83%，全国较低的西藏这一比例为4.03%，山西为8.26%，甘肃为7.43%。但从这组数据来看，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职称水平与省域经济发展的关联度似乎并不明显。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是因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职称评价标准以及具体获批数量主要由各省份自主决定，在总盘子一定的情况下，以“水涨船高”视角来看待教师职称，其比例受其他因素影响更少。但教师的学历层次与师生比受影响的因素更复杂，能否吸引高学历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中以及能否聘任足够数量的教师，一方面要取决于地方因经济发展水平、人文环境等因素所汇聚产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招聘更多的、高学历的优秀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