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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12-06 06:06:23     阅读:


  摘 要:科举学以其求真的学术品格、开放的学科体系,在保存历史、认知规律和阐释文化中,给人以新的启迪与借鉴。科举学研究表明:科举时代的教育并非只有“应试教育”而无“素质教育”,我们应保存和重构完整的教育史;科举考试的某些规律至今仍发挥潜在作用,值得深入探索与观照;科举考试虽产生考试崇拜的负面影响,但它所蕴含的公平竞争的人文价值,足可与古代奥林匹克体育竞技精神、当代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精神相媲美。
  关键词:科举学;保存历史;认知规律;阐释文化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8)05-0078-07
  
  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与其学科性质、学术研究积累和社会需要紧密相连。科举学作为一门探讨科举考试演化规律及其历史作用的专门学问和综合性学科,它随着20世纪后期中国科举研究的兴盛而产生,并在当今教育发展与考试改革需要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如果说从1992年刘海峰教授发表《科举学“刍议”》一文到2005年其专著《科举学导论》的问世,记录了科举学的创立过程,那么自2005年9月以来每年一届“科举制与科举学”专题学术研讨会的定期召开,《科举学论丛》和多家刊物“科举学专栏”的设立,以及科举学论文的大量发表,则意味着科举学的广泛传播与呼应。近30年来,各类科举研究成果加速增长,学科视野和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学术影响与日俱增,反映了科举学研究的盎然生机与时代价值。本文主要从保存历史、认知规律和阐释文化三方面,探析科举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保存完整的教育史
  
  科举学的综合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与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的不解之缘,其中与教育史的关系尤为密切。科举学与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交叉,研究方法相通互补,研究成果相得益彰。科举史作为中国教育史、考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已成为教育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而科举学的兴起,则拓展和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内容,更新对科举制性质的认识,促进科举研究的学科整合及理论化、系统化。科举学研究对于客观、全面地评价科举制的地位与影响,保存完整的教育史,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历史上的科举选士,建立在学校教育基础之上,并对各类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产生广泛影响。科举考试既是选官考试,亦是学校教育考试,二者相互依存。科举时代作为传统教育发展演变的最后阶段,在中国和东亚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科举制的废止,宣告了传统教育的终结和近代新式教育的确立。科举制与中国、东亚文化教育间长期的依存互动关系,科举考试传统对废科举后中国学校教育的重大影响,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学者探究其中的奥秘与得失。多年来,虽有一些学者肯定科举制的合理内核,但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科举制及科举时代的教育多持否定态度。人们习惯于将“科举考试”与“应试教育”、“封建流毒”、“落后腐朽”划上等号,将现实中的学校教育弊端归咎于科举教育传统的影响,选择性地大加挞伐。
  上世纪30年代,陈东原曾将科举时代的教育归结为“养士教育”,认为科举制的优点在于,“使平民有参与政治机会及教育制度简单而易推行”,而其缺点则为,“养成一种奴隶教育,适足以维持专制君主之统治。”科举教育,“惟有阿谀圣朝,歌功明主”;“教育实质惟在科举考试的东西,闱墨房稿,奉为至宝,甚或不知《五经》《四史》偏旁姓氏。空虚无用,达于极点。”他批评新式教育的弊端,与科举养士教育一脉相承:“科举时代虽已结束,科举教育之实质却仍存在。论者早已有谓此种教育为‘洋八股’、‘新科举’者。”
  当今不少论者将科举教育归结为“应试教育”,把科举教育传统视为现代中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应试化的罪魁祸首。有人认为:“科举时代教育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只有应试教育而没有素质教育”;要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最根本的前提就是“不断清除科举时代应试教育的流毒和破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理念”。类似说法,不一而足,表达了对科举教育的憎恶、抨击与彻底否定。
  正如一切历史事物不可能完美无缺一样,科举时代的教育在教育目的、内容与方法上确实存在种种弊端。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全面探究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深入辨析科举制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影响学校教育的;科举考试除了负面影响之外,有无积极作用;不同历史阶段,科举教育的利弊得失究竟如何。如果仅罗列官学、私塾、书院、学风上大量存在的“应试教育”现象,而对科举之选拔人才、普及教育、传播儒学文化、维护国家统一等积极作用避而不谈,则会导致片面性认识和错误结论。事实上,科举制及科举教育利弊并存,并非只有“应试教育”而无“素质教育”。
  历史上,人们对于科举制和科举制下的儒学教育虽有不少批评,但也有大量的正面评价。如白居易、柳宗元、王定保、苏轼、欧阳修、陆九渊、苏颂、辛弃疾、文天祥、林则徐等人,对于科举选士制多加肯定;朱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陆世仪、颜元、阮元等思想家、教育家,虽激烈抨击科举弊端,但并不主张废科举,而是要求变革考试的内容与方法,完善科举选士制度。这些高素质的学者绝大多数出身科举之途,于科举时代的教育体验深切,对儒学教育发展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考之于文献,古代对科举制的正面肯定要远远多于负面的评价。不过,“经过现代一些人的价值观的过滤,在各种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中多见批判科举的言论,而肯定的言论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以往发表了不少分析古人对科举批判的论文,但有谁去整理一下古代更为大量的称赞科举的言论?……古代名人中批评科举的言论已经被发掘得差不多了,而赞扬科举的资料还有大量处于原生态。”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科举认识的以偏概全,既不符合科举考试评价的历史实际,也严重贬低了科举时代的教育之地位与作用。
  科学研究贵在求真务实,科举学的求真就在于突破偏见,存史求实,实事求是地评价科举得失,重构完整的中国教育史。2005年废科举百年之际,伴随科举学研究的深入开展,科举评价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刘海峰教授连续发表了《为科举制平反》(《书屋》2005年第1期)、《重评科举制度》(《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为什么要为科举制平反》(《湖北招生考试》2005年4月号下半月)、《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东南学术》2005年第4期)等论文,旗帜鲜明地纠正了长久以来人们对科举制的种种偏见,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在厦门举办的首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在国内众多学术刊物和媒体上,海内外学者也纷纷发表颇有分量的科举学论文,从不同视角重新认识和评价科举制。
  就保存和认识完整的教育史而言,这些科举学研究成果的发表,产生了重要的学术与社会影响。科举评价历来与教育史、考试史评价密切相联。为科举制平反,“就是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为沉默的古人说话”;“就是为考试选材机制平反”。在这里,“平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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