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七七事变”爆发81周年有感【精选3篇】 七七事变爆发

纪念“七七事变”爆发 81 周年有感【精选 3 篇】篇一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 81 周年。1937 年 7 月 7 日，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下面就让我们再次回到 1937 年的 7 月 7 日，回首这段沉重的历史。侵华借口：一名士兵的失踪1937 年，日本大举增兵中国，年仅 20 岁的志村菊次郎应征入伍，他本应该在日本接受三个月新兵训练，却被突然调往中国，他所在部队就驻扎在离北平只有十余公里的卢沟桥畔。他曾在日记本上写到“我的肠胃一定要争气，不能犯贪吃拉肚子的臭毛病”。可他没有想到，正是他所谓的“毛病”，竟然成为引爆日本增兵中国背后巨大阴谋的一条导火索。7 月 7 日晚上，在参加卢沟桥附近军事演习时，志村菊次郎不争气的肚子又折腾了，在返回的时候，因为天黑他迷了路。“一名士兵失踪!”日军终于找到搜查宛平城的借口。宛平城是北平南面大门的锁，当时驻守宛平的第 29 军，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日军恼羞成怒，连开数枪示威。此时，迷路的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日军仍然集结大量的兵力，并在 7 月 8 日凌晨 5 时，悍然向国民政府第 29 军开枪射击，宛平守军奋起抗击，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血肉长城：国共再度合作7 月 8 日当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 年 8 月中旬陕北的中央红军摘下带有五角星的八角帽，换上了有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改编为“八路军”。两个月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为“新四军”。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经过 8 年的浴血奋战，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完全胜利。篇二81 年前，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拉开了全民抗战序幕。大片国土沦陷，3500万同胞伤亡。81 年了，山河日新，国力日强，可这鲜血与抗争的写就历史从未忘怀。又到七七，悼念同胞，缅怀先烈，也始终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勿忘国殇，吾辈自强。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是 1937 年 7 月 7 日发生在中国北平卢沟桥（亦称芦沟桥）的中日军事冲突，日本就此全面进攻中国。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它是全面侵华的开始。历史，总是在重要时间节点勾起回忆和反思、传递精神和力量。80 年前，宛平城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枪声，民族复兴的新阶段由此肇端。卢沟桥的鲜血书写了牺牲的记忆，也唤醒了一头雄狮。卢沟桥上一声枪响，全体中国人被惊醒，全面抗战开始。从全民族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到抗美援朝，到改革开放，到全面实现“中国梦”，狮子不仅醒了，而且越来越清醒，而且清醒到气势磅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狮子再猛，也得睡醒之时。我们能有今日，全体中国人的觉醒之日----1937 年 7 月 7 日，绝不能忘记！1937 年 7 月 7 日，青年绝不能忘记！青年强则中国强；
青年立志则中国有大志；
青年敬英雄则英雄常在；
青年有梦则中国有梦。纪念七七，温习这段抗战历史。勿忘国殇，我辈自强。篇三八十一年前的今天，1937 年七月七日，爆发了七七事变。就在昨天，八十一年后的七月六日，随着美国第一轮 340 亿美元的关税加征和中方的对等报复，中美贸易战进入了新高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再来回顾一下八十一年前的往事是有些意义的。七七事变不是一次孤立的冲突，它是长期斗争的一次激化，甚至他不是一次大爆炸，而且如同一条悠长的导火索，在各方力量的交织角力下经历了一波三折，在世人看似已经平静的时刻，突然无可挽回的大爆发。当 1937 年到来时，可以说整个平津地区处于一种异常的空气之下。由于长城抗战的失败，国民政府退出了华北地区，但这个权力真空被以对日作战坚决而著名的 29 军填补了。在日本侵华日甚一日的大背景下，西北系出身的 29 军是当时抗日气氛最激烈的部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北军是当时中国最庞大却也最贫穷的一支军阀派系。西北系的领袖冯玉祥一直在寻找一种用来维系他军队的精神力量来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这一点也被后来的西北军将领继承下来。这种尝试随时代变化，包括引入基督教，引入三民主义，而这时不可避免的要依靠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这种坚决抗日的氛围至少在西北军系统的中下级军官里是很有号召力的，从各种回忆里也能看到这一点。29 军日常的教育非常重视激发士兵的爱国人情，比如每周末有意识的饿上一顿，让士兵在营房里回想日本人的侵华行径，又或者周末改善伙食买上一头猪，让士兵们喊着抗日口号进行刺杀，又或者组织抗日热情最高的学生进入军营做思想工作。然而西北军的高层这时已经发生了有意思的变化。虽然 29 军无可置疑是以抗日脱颖而出的，他最有名的就是背着大刀专砍日本人脑袋的大刀队。但 37 年前后，所有人都发现了一个很尴尬的事实，29 军正在和日本人走的很近。它的二当家张自忠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首领宋哲元因为舆论汹汹干脆躲回了老家，秦德纯代理北平市长对日军多所忍让。因为长城抗战 29 军脱颖而出，又因为长城抗战的失败，在中日双方的角力下，以抗战坚决著称但装备水平差的 29 军成为双方都能接受存在，得以获得平津这块富的冒油的地盘。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现在的 29 军攒了不少瓶瓶罐罐，实力大增，一跃成为国内军阀部队里一流力量。当年粤军嘲笑 29 军的大刀队名不副实，一支其实靠手枪和手雷吃饭的精锐敢死队夜袭还和敌人炮兵打了个杀伤相当，宋哲元也只能苦笑。除了这个他还能拿出什么来，大刀队其实就是西北军的精锐手枪队，好歹还有驳壳枪和木柄手雷，而西北军普通士兵连枪都要配不齐了，弹药奇缺，大刀也是情非得已。毕竟，即使冷兵器肉搏，除了制造简单，大刀也绝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武器，比如红军当年实在缺乏步枪的时候宁可上短矛。现在接收了中国华北最富裕的平津地区，29 军的轻武器已经可以和日军一线联队相比，甚至还有富余。自从冯玉祥下野，宋哲元等人苦心经营到处投靠，从一支没爹没娘，寄人篱下的孤军部队成长为步骑炮齐备的十万之众，这其中的心血和创业艰难可想而知。所以当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一时间，宋哲元的指示就是尽力稳住局势，比起日军，他更担心的是中央军的部队。1934 年，中央军利用红军长征尾随进入贵州，结果导致黔系军阀王家烈的垮台。29 军起家的长城抗战，失败的东北军就是被中央军借机赶出了最后的热河平津地盘，才便宜了 29 军。就在上一年底，西安事变后利用张学良被扣，南京政府又鼓动东北军余部自相残杀，借此把残余的力量以中央名义缩编，一网打尽。这些都是宋哲元眼睁睁的教训，比起实力明显弱于 29 军的日本华北驻军，29 军上层真正担心的是中央军的假途灭虢。或者说更让宋哲元比较放心的是经过和日本人这段时间的接触，他知道日本上层对华北的政策还保持着蚕食的态度，甚至有主张扶植他抗衡中央军的意思。无论宋哲元还是张自忠应该说没有做汉奸的打算，但如果能借此左右逢源，保住这份家业那么对他们来说是可以考虑的。这时的日本正处于上一年新一波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国内经济陡然困难起来，外部市场开始被关闭，欧洲人已经在中东，印度和东南亚的殖民地构建贸易壁垒，而对满州的大量投资却还无法收回成本。对外强硬进行军事冒险和社会改革的呼声在中下层军官中越来越激烈，上一年爆发的 226 事变，把中央政府几乎一网打尽，虽然惩处了涉案的基层军官，却不过是使军内的派系斗争借此一家独大而已。现在愤恨的民众，激进的军队，困难的经济，越来越使日本政府无力应对。庞大的关东军已经成长为一个几乎失控的怪物，为了防备这个怪物暴走，东京政府不得不以加强华北驻屯军，使其拥有能独立处理华北事务的能力，又反过来播下了更多的火种。随着实力增强，华北驻屯军更热衷于推动华北独立来实现关东军一样的特殊地位。其直接的成果就是汉奸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虽然其实这个伪政府并不得人心，完全依靠日本人的军力而存在，但无疑，冀东伪政府，29 军，华北日军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刺激着华北驻屯军的军官们继续冒险下去。29 军不是第一次遭遇这种事情了，36 年，二十九军在丰台遭遇了更大规模的挑衅，双方剑拔弩张几乎开战，但宋哲元成功压下了士兵的激烈情绪，使事态得以平息。但这一次事情有了变化，尚能压制住局面的驻屯军司令田代晥一郎不巧在六月底突发心脏病，这时已经逐渐失去了基本的事务能力，驻屯军的权利下移。坏的一方面激进的日本中下层军官等同于脱缰的野马无人控制，小规模冲突已经无可避免，当然好的一面，起码大规模的进攻不太可能组织起来。虽然宋哲元等人不清楚日军的内情，但情势有缓和余地他们是可以察觉到的。因此七七事变后，实际上 29 军并不紧张，不断试图和谈，而 29 军和日军接触也越来越频繁，很快就达成了初步协定，事情看上去很快就要过去了。无论如何，毕竟这时候 29 军，还有周围的晋绥军有着十倍的兵力优势，真动起手来，29 军上下士气正盛，装备也早已今非昔比，当年还能一战，何况今日，在29 军领导人看来，恐怕需要担心的是日本人才对。比起日本人宋哲元要担心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他的内部很不稳定，去年一起创业的老兄弟萧振瀛刚刚被赶出了队伍，另一个一起创业的老兄弟张自忠这时越来越不满于二当家的地位，谋求分庭抗礼，他时刻都要防备张自忠自行和日本接触，借势而动，秦德纯又和实力派的刘汝明，赵登禹不和，几乎要打将起来了。除了上层的矛盾，29 军中下层军官对上层几年来的妥协态度也累积了越来越多的不满，这种不满加剧了和日本人的冲突机会，但宋哲元虽然不喜欢日本人，更不喜欢他们自行其是，但压制他们也同样不现实，抗日主张更激烈的共产党正在 29 军中迅速发展，这导致了他越来越尴尬的位置，和日本人一样 29军正在慢慢走向失控。而当局者之外，南京国民政府和陕北的延安几乎也在同时对这里施加影响。自去年西安事变以来，抗日气氛几乎已经达到顶点，南京国民政府虽不愿和日本直接冲突，这时通过打击东北军残余，控制陕西正力图于回到剿共的正轨上。但压力是如此之大，如果找到一个可能甚至是可控的突破口，如果是一次长城抗战这样的局部战役国民政府又似乎是可以接受的。而由于西安事变，延安方面西北联合政府的设想实际上已经搁置了，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打通国际通道的打算并没有完全消失。毕竟以陕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很难维持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红军生存，更不用说发展，扩展势在必行。随着西安事变的达成，延安的力量迅速在山西，华北扩展，无论在晋绥军还是 29 军中，影响力不断扩大。但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延安正在进行一次政策检讨，华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不得不在 4 月份赶回延安，并在 5 月份的全国代表会和之后的白区工作会上为他的工作主张而辩护。作为全国最大的两股势力，无论延安还是南京在事件发生之时都处于几乎猝不及防的状态，但在事件发生之初都表示了积极的支持。这种支持可以说是争先恐后，毕竟这是进入这个区域发展的大好机会，南京又看到了一次假途灭虢和释放压力的好机会，而延安则找到了发展的突破口。处在漩涡之中的 29 军是最危险的，四股力量正在压向它。一股是它自身内部军官的抗日主张，这是他当初得以维系和壮大的动力。一股来自日本人，日本人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使 29 军左右逢源的空间越来越小，毕竟 29 军无论宋哲元还是张自忠都没有打算当汉奸。延安和南京对 29 军的支持，在 29 军上层看来简直是推向悬崖的助力，更不用说中央军在后面的那张大口。在这种大背景下，固然可以理解 29 军往复的求和，希望保住珍贵的地盘。但现实是无情的，随着日军新指挥官香月清司的到任，这位以通晓华北事务著称的少壮军官追求的可是建功立业，于是 29 军真诚的和谈只能收到日本人的假意拖延，而时间迅速流失。就在 29 军高层奋力要抓住最后生存机会，不惜以放弃军事准备主动求和的同时，以稳定局势需要强大武力为名，日军援军在快速集结。应该说这时日军的想法确实不是全面侵华，甚至一度确实是打算追求武力威慑下的和平，当然这不可避免的在现地军官的推动下变成以武力推动华北自治，但不管如何，29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双方经历了三轮和谈，29 军签署了一份更加被动的协议，似乎一切都结束了。然而当二十天后的 7 月 28 日到来，完成全部准备的日军一口气扑向直到最后一刻才不得不绝望的为求生而备战以至于完全被动的 29 军，战事迅速土崩瓦解，平津转眼失陷。就像宋哲元担心的那样，不久二十九军就被蓄势待发的中央军吃下去了，在抗战中力量损失殆尽，宋哲元郁郁而终，张自忠以死求见谅于国人，余部各奔前程，最后走向解体。抚今追昔，七十一年的旧事，29 军的命运是怎么从自己手上一点点溜走的。把 29 军送上顶峰的力量也是让 29 军走向崩解的力量。面对一堆坛坛罐罐，试图通过退让妥协来求得生存，结果只能走向内外交迫，对内得不到谅解，对外被人利用，事到临头反而处于最差的态势上。内外交迫的情形在 1951 年的新中国同样出现过，此时的毛泽东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种情形始终是似曾相识的，一个强大的敌人试图通过外部冲突来缓解内部矛盾，一次次挑衅，如果没有得到有力的回击，只会引来变本加厉，并滋长敌人的力量而削弱自己的力量。要认清自己力量的来源，要看清敌人强大之后的虚弱，认为用自己的血肉能换来敌人仁慈是不现实的。如今中美的局面，一方面是中国产业结构结构的升级和构建以一带一路为基础的新经贸体系，一方面是美国两党和政局的矛盾，都使得美国在各种力量的牵引下把中国当作了对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鼎盛时期，美国也把日本当作了对手，在比如今激烈得多的贸易战攻势下，日本政府最终选择了彻底的妥协，换来了至今也无法挽回的后果。如今中美的情况发展到这一步，双方实际上都没有完全准备好全面的冲突，因此矛盾也必然是逐步升级的。固然双方都需要时间去准备，但怎样去争取这个准备的时间，是通过妥协去求拖延，还是通过抗争去求震慑，两者孰优孰劣，不妨看看历史给我们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