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张国焘

　　张国焘是萍乡市上栗县金山镇山明村人,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19年10月预科期满转入哲学系本科,至1922年毕业。这期间正是中国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碰撞交锋。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赞同陈独秀的科学与民主救中国的主张。后又受李大钊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1918年10月,国民杂志社在李大钊指导下成立,张国焘任首届总务股干事。1919年3月,他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一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他对此非常热心,先后在民众中作了《知识与快乐》《欧洲和会与世界和平》《自卫》《解放》《蟠桃宫》《衣食住》等多次讲演。他还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支持的新潮社保持着密切联系。张国焘是在五四运动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北大学生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攻占青岛、胶济铁路全线,控制山东,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日本公使还向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提出形同干涉并垄断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会议,提出取消列强在华各项特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各项权利。在列强操纵下,巴黎和会拒绝中国的要求,议决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概让日本。
　　5月1日,北京大学学生得知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法科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在5月3日晚的千人集会上,北大学生张国焘、许德珩(江西九江人,建国后担任过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等4人及其他学校代表发表了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的讲演。会议通过决议:1.联合各界力争;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3.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4.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上午11时,北大学生在一院集合,准备出发去天安门。蔡元培校长得知后出来劝阻,说北大因为提倡学术自由,被政府和守旧派人物视为洪水猛兽。如出去游行,闹出事来,授人以口实,学校就更要受到摧残了。这时,学生易克嶷向校长痛陈学生内心积愤,恳请校长不要阻止。张国焘也上前对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然后同几名学生一道将校长送走了。在游行前集会上,组织者宣读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
　　下午2时半,13所院校3000余人的学生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出发,队伍的前面,学生举着如同挽联一样写在白布上的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人们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抵制日货”等口号。学生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受阻,于是转向赵家楼亲日派人物曹汝霖家,去找曹算账。曹家早已得到报信,由保安警察荷枪实弹守门。学生先是砸曹宅的门,未能砸开,后有三四人砸破了曹宅临街面窗户的玻璃,进去打开门之后,激愤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入院内。曹其时正在家中,他听到外面的叫骂声后,立即换装乘乱从东小门逃离。接着,曹宅东院西北屋书房起火,火势迅速蔓延。藏在曹家地窖中的另一亲日派人物章宗祥,听到“外面起火”的叫喊声后,赶紧从地窖中跑了出来,被学生抓住,遭到一阵痛打。
　　这时,张国焘等几个担任游行指挥的学生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分头通知学生迅速整队撤离回校。随后大批军警赶到,他们到达曹宅后,在附近逮捕了几名学生,后来沿街又逮捕了一些学生,最终有许德珩等32名学生被捕,并被押送警察厅。许德珩当时写诗记述了此事:“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救国自千秋。”
　　5月5日,北大学生干事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张国焘当选为北大学生会干事和北京学联讲演部长。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其他学校校长联名保释学生。5月7日,被捕学生被释放。
　　五四运动爆发后,抵制日货立即成为爱国学生的自然行动,也成为运动最广泛的斗争方式之一。一些学校组织学生上街讲演,对市民进行宣传教育,唤醒民众的爱国之心,同心协力挽回国家民族的权利;清华、北大等校学生焚烧日货;北京商会开会通过决议抵制日货支持学生。6月2日,张国焘及其同学钟笃余等7人在王府井东安市场进行宣传,售卖国货,被内左一区警察署逮捕。张国焘等针锋相对,面对面展开斗争,他们能言善辩,寸步不让,从当局留下的文字可以看到警方的难堪和无奈。内左一区警察署署长6月2日的报告称张国焘等人:“其所执之理由则谓售卖国货并不犯法,巡警干涉即为滥用职权,送其到署则为违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卖货,如无稳妥之答复即不能去署。”“此本日学生顽赖之情形也。”“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持既不赴厅,亦不走去。”当天司法处对他们进行了审讯,警察厅的档案记载:“讯据该行等同供,此次贩卖国货,各本良心上之主张,既不致影响外交,亦不致妨害秩序,警察因何干涉?”“所谓贩卖国货,如官厅认为违法,则请依法惩办,否则仍须贯彻初衷,自由售卖。滔滔逞辩难以理喻。”
　　张国焘等人的被捕,激起了北京广大学生的义愤。上海、南京等地工人相继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支持北京学生。在正义力量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只好释放被捕学生。6月8日,张国焘等人被用汽车送回学校。
　　6月9日,陈独秀、李大钊两人为把斗争引向深入,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由陈独秀交给胡适译成了英文。6月11日晚,陈独秀在潜入新世界游艺场五层屋顶花园抛洒传单时被捕。6月13日,北京《晨报》等报纸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之后上海《民国日报》全文发表《宣言》,《时事新报》《神州日报》等各大报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学术界、教育界、政界和社会名流纷纷参与营救行动。
　　当年,毛泽东也加入了呼吁释放陈独秀的行列。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署名“泽东”的文章《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文中说道:“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6月中旬,张国焘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任总务方面的工作。为营救陈独秀和其他被捕的北京学联负责人,7月初,张国焘回京主持学联工作,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不久又担任了北大学生会总务部主任兼评议部主席。在这场营救活动中,张国焘做了大量的诸如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对外通讯联络、沟通各校教职员和学生间的意见等工作。由于各界人士竭力营救,陈独秀于9月16日获释。在北大学生欢迎他出狱的大会上,张国焘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词。
　　同情支持爱国学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5月9日被迫辞职南下后,受段琪瑞操纵的安福俱乐部就一直妄图控制北大,破坏北大的学生运动。6月6日,北京政府颁布大总统令,任命安福系的胡仁源署理北大校长,遭到北大全体师生的坚决抵制。当蔡元培答应回北大时,安福系即与胡密谋收买少数学生,制造事端阻止蔡元培重返北大,并打击北大学生干事会。7月17日,当胡的亲信拉拢学生在法科礼堂密谋开会之际,鲁士毅等200余暑期留京的北大学生赶到会场,扣下了在会场的许有益等22人。次日,许有益往中一区警察所控告鲁士毅等擅自扣人并将其打伤。7月27日,京师警察厅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函送许有益等的控告书,地检厅同日发出拘票,拘捕鲁士毅等11人。鲁士毅等进行有力斗争,坚决否认所控诸罪。京城名气颇大的刘崇佑大律师毅然担任11名被告的义务辩护律师。在法庭做出宣判之前,他宣读了长达5000字的辩护理由书。法庭之外,北大留京学生积极营救被捕学生。7月29日,200余名北大学生集体到地检厅投案,他们还曾要求每日派学生10人入狱相伴。7月30日,学生们还以“北京大学暑假留京学生全体”的名义向回籍学生发出通电,揭露当局的险恶用心:“得用三五无耻之辈,行此卑劣之手段,欲连及‘五四’事件,以兴大狱而残士类。”8月21日被捕的11人遭公审时,北大183名留京学生联名向法庭递交共同投案书,声明:7月17日同学会之争,本无犯罪之可言,假若有罪,亦应大家共同负责。投案书正文之后附上了工工整整写满3页纸的183名学生的姓名,表示这是大家的共同意愿,其中有张国焘、朱自清(后来的著名教授)、罗家伦(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傅斯年(后来的著名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范鸿吉(1927年与李大钊同时就义)。北大教职员和各高校教职员同时也采取行动营救学生。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受蔡元培委托与胡适等16名教职员签字联名求保被捕学生,高等师范学校和农业、政法、医学、工业等4所专门学校校长也联名致函,请求释放被拘学生。
　　由于大律师刘崇佑的出色抗辩、社会各界的有力声援,8月26日,法庭宣判5人无罪,6人被判10日至4个月(缓期3年执行)拘役,最终结果都是当庭释放。当局企图破坏北大学生运动,打击学生干事会的阴谋破产了。
　　9月20日,张国焘在北大主持数千人的大会,欢迎蔡元培校长返校。为躲避警察搜捕,12月,张国焘与罗家伦以学生会代表的名义前往上海,争取各界声援。次年1月,他两次拜访孙中山。之后,与陈独秀、毛泽东等26人共同发起组织上海工读互助团,3月参加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由此逐渐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9月下旬成为北京共产党组织的第三名党员,与李大钊、张申府在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年后,张国焘出席中共一大并主持会议,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任组织工作。○
　　(作者系原江西省萍乡市政府参事)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