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AB面：繁荣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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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08 06: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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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秉衡颤颤巍巍地站在台上，脸上还带着长途赶路后掩不住的疲惫。
在一场关于织造技艺的座谈会上，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平竹帘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诚恳开口：“我做了一辈子竹帘，现在老了，精力不够了。我只希望更多有能力的年轻人能参与到梁平竹帘的设计、制作和传承里来，把这门手艺发扬光大。”
期盼新鲜血液的注入，恐怕是当下绝大多数非遗传承人的共同心愿。
数据显示，自2004年8月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国已成为拥有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册最多的国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名单已达3068人，但3068位传承人中50%以上超过60周岁。
“繁荣”与“危机”，构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两面。A面是整个社会对非遗保护工作的愈发重视;B面则是作为个体的传承人日渐衰老，年轻人却因学艺周期长、经济回报低、未来成效难预测等原因迟迟不愿接过传承的重担。
解决了温饱，再来做风筝
把手艺当生活？宋长虹和父亲宋天亨，都是人到中年时才不得不面对的。不同的是，两代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做出的选择也大相径庭。
宋家的老屋在开封市私访院村，家里代代相传风筝制作手艺，父亲宋天亨是第五代传人。1986年，宋天亨所在的厂子因为效益不好，发不了工资。为了一家人的温饱，他拾起了祖辈传下的扎风筝手艺。
扎风筝挣钱，把手艺当生活，这是宋天亨给出的答案。第一年春天，他就得到了丰厚回报。“我们的风筝是‘象形’类，又是‘活骨架’，可拆卸、便携带，放飞时还无需助跑。”宋天亨回忆说，当时卖风筝的，全开封独他们一家，来家里买风筝的人，都快把小院的门槛踩倒了。
靠着卖风筝，宋家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然而这手艺，并不必然相承。2000年，宋天亨被诊断出双眼视网膜变性、白内障等眼疾，大夫说他很快就会失明。后来做了手术，模模糊糊还能看见，但风筝已经扎不下去了。一到晚上，他出门就得摸索着走。宋天亨想着把自家传了五代的风筝制作手艺交给一双儿女，没想到，得到的却是儿女的拒绝。
“如果我不去工作，跟你学扎风筝，那我吃什么喝什么？”
女儿宋长虹生性爽朗，拒绝父亲时也颇为直接。可望着父亲浑浊的双目和布满粗茧的双手，当女儿的最终还是松了口：“什么时候我不工作也饿不着自己了，再来跟你扎风筝。”
先解决温饱，再将全部时间与精力放在传承手艺上，这是宋长虹给出的答案。在她看来，现如今做什么都比扎风筝挣钱快，她愿意扛起传承传统工艺的责任，但她希望父亲能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自己做好准备。
就这样，做了20多年销售工作的宋长虹选择在开封买房，当靠着房租能养活自己后，她回到私访院村的小院子里，从父亲手上接过了传承的重担。
不过，相比父亲守着小院亲手制作风筝，宋长虹的传承之路有些不同。她不再守着小院，而是通过参加电视节目、集会，开设风筝公益课程等方式，带着更多的人体验扎风筝的乐趣。
“一架纯手工的风筝，从劈竹子到扎骨架、糊、畫，整个过程需要20多个小时，售价在几百元以上，即使‘汴京宋室风筝’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即使我们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都用来扎风筝，一个月的制作和销售数量也是有限的。”宋长虹说，“我发现，比起售卖成品风筝，把这门手艺用体验课的方式带给更多喜欢传统工艺的朋友和孩子们，让他们亲身感受民艺之美，似乎更有意义。”
这副担子，得交给有能力的人
非遗的传承重担，想接下并不容易。
与可以设定标准模式的机器不同，手工艺品的制作水准完全来自于手艺人的个人素养。即使用同样的原料、工序、技艺制作，老师傅和新学徒的成品仍有云泥之别。
“手艺，得‘守着’才能出艺。”在从艺60年的牟秉衡看来，手艺是一项磨手也磨人的工作，没有日积月累的经验累积，再有灵气的学徒也做不出真正的精品。
这些年，梁平竹帘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慕名前来学习的年轻人也逐渐增多，“有一些刚毕业的学生来学做竹帘，学两三个月就走了，这样怎么能做出好东西呢？”
没有徒弟来学，令人担忧：有徒弟来学却不能坚持，更令人痛心。
今年，已经70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传承人康惠芳被联合国授予“文化大使”殊荣，拿了半个世纪针线的她，却时常因徒弟的问题焦虑。
在康惠芳的潮绣工作室里，最年轻的弟子也有40多岁。但是即使她们绣了这么多年，各有所长，能够掌握全面技艺的综合人才还是很少。
以康惠芳的经验来看，一个徒弟至少也要学习10年才能出师。“光是潮绣垫绣技法中，往绘制好的图样上垫棉花这道工序，就至少要练1～2年才能真正掌握。”
几年前，康惠芳从潮州的一家技工学校里招了十几个年轻学生，教他们学潮绣，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来。广东工业大学美术设计专业曾有一批学生来学习，康惠芳非常坦诚地告诉他们：“你们考上大学不容易，我们是实实在在用自己的双手创作作品，不是你们拍拍照、画画设计图就能弄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