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学堂教育中的意识形态控制
摘 要：清末学堂是为了引进西学而设立的，但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清政府迅速将关注的重点从西学的引进转移到对中体的维护上来，整个教育宗旨严格遵循了中体西用的官方指导思想，并体现了突出维护中体的倾向。课程设置尤其是中小学的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对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学”的重视，教科书的选用也以意识形态为首要权衡程序，制订了严格的编纂和审核标准，还采取严格约束学生思想言行的条规和措施。学堂成了名副其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关键词：清末学堂；教育；意识形态控制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4—0101—05
收稿日期：2007—07—20
作者简介：白文刚(1975—)，男，山西寿阳人，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在目前的学术界，学者们多从传统——现代的思维模式出发，主要把清末学堂教育置于西学引进和教育现代化的视野中予以考察。但从当时关于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文件来看，清政府不仅希望学堂承载传播一般科学文化知识的使命，而且希望其成为理想的官方政治文化传播场所，担负起向学生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职能，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后者越来越成为统治者关心的重点。本文欲对清末学堂教育中的意识形态控制作以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意识形态倾向鲜明的教育宗旨的确立
清末进行教育改革、兴办近代学堂的初衷是引进被概括为“西政”和“西艺”的西学，目的为培养能够适应改革需要、挽救统治危机的人才。但在兴办学堂的过程中，清政府因日益担心学生接受西方自由民权等政治思想从而在意识形态上与清王朝背道而驰而焦虑不安。管学大臣张百熙所谓“今日因乏才而谋兴学，因兴学而防流弊，操纵之间，倍难措手”[1](P287)的感叹形象地反映了统治集团的这种矛盾心理。由于这种焦虑情绪的支配，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清末教育改革把关注的重点首先放在了对中体的维护而非西用的引进上。
1901年8月，清廷在谕令各地设立学堂时，就明确规定学堂的“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以努力培养“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的人才[1](P6)。1904年初，张百熙等人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进一步阐明了学堂的立学宗旨，即“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P289)。同时颁布的《学务纲要》更是明确强调学堂教育要首先致力于维护中体，指出：“从幼童入初等小学堂始，为教员者，于讲授功课时务须随时指导，晓之以尊亲之义，纳之于规矩之中。一切邪说诐词，严拒力斥；使学生他日成就，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均上知爱国，下足立身，始不负朝廷兴学之意。”[2](P199)
经过几年探索，1906年3月，学部在《奏陈教育宗旨折》中正式提出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十字教育宗旨，清末学堂的教育宗旨由此最终确定。这个十字宗旨是“中体西用”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反映。奏折指出：“窃谓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1](P535)
在五条宗旨中，忠君和尊孔是完全基于维护清王朝和传统纲常伦理考虑的意识形态要求，处于首要和根本的地位。忠君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忠诚和感激之情，自觉抵制各种挑战王朝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学说。他们建议清廷“取开国以来列祖列宗缔造之艰难，创垂之宏远，以及近年之事变，圣主之忧劳，外患之所由乘，内政之所当亟，捐除忌讳，择要编辑，列入教科”，从而“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时局而深风雨飘摇之惧”，达到“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的目的[1](P535)。尊孔的目的是维持儒家学说尤其是纲常伦理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以确保学生对现有统治秩序和统治方式的认可和赞同。奏折指出：“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其经义之贯彻中外，洞达天人，经注经说之足资羽翼者，必条分缕析，编为教科，颁之学堂以为圭臬。……务使学生于成童以前，即已熏陶于正学，涉世以后，不致渐渍于奇邪。”[1](：P536)
此外，尚公是针对所谓中国民众“群情隔阂，各自为私”的缺点提出的，目的是“务使人人皆能视人犹己，爱国爱家”；尚武是针对所谓国民胆气虚弱及“饷糈之心厚而忠义之气薄，性命之虑重而国家之念轻”的不足提出的，目的是培养国民勇敢、好战的性格，以应对外来的挑战。这二者虽不像忠君和尊孔一样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控制，并且有其切合实际的进步意义，但是维护现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目的还是非常明确的。只有尚实，在精神塑造的同时为西学的引进开辟了途径。奏折指出：“方今环球各国，实利竞尚，尤以求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1](P536—538)
不难看出，宗旨制订者关注的首要问题并非西学的引进，而是如何培养在观念上认同清王朝统治和传统纲常伦理并适应挽救王朝、追求富强所需积极精神的臣民。换言之，在最初是为了引进西学而进行的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中，最终的教育宗旨首先关注的不是西学的引进而是如何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塑造。学堂，首先是被当成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①。
二、“中学”在教育中主体地位的强化
为了确保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控制，清末教育改革的设计者在教学科目设计，尤其是中小学教学科目设计中突出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学”的主体性，采取种种措施，努力保持“中学”在教育中的首要地位。
《学务纲要》特别强调中小学读经的重要性。指出：“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极之由小学改业者，亦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方足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2](P203)
癸卯学制的中小学课程设计充分体现了重视中学尤其是经学的特征，包括经学、修身、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在内的“中学”课程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三类学校中所占时间比例分别约为总课时的63％、67％和44％。而经学一科所占时间之多更是独一无二，在初等小学阶段，它占了每周全部30课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