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历史演进

　　 摘 要：德国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先后经历了中世纪初孕育时期“培训者”的诞生、19世纪萌芽时期“职业教师”的出现，到20世纪初一般发展时期由“培训者”向“教育者”的转变，再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蓬勃发展时期向专业化、学术化迈进的过程，由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到多元，并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呈现出新的景象。
　　 关键词：德国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历史演进
　　 作者简介：管辉（1987-），男，河南信阳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谢登斌（1965-），男，广西灌阳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9.51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158（2015）01-0092-05
　　 “以铜为镜正衣冠，以史为鉴知兴衰” ，梳理历史之流变借以关照现实之境遇乃不言自明之理。德国的职业教育堪称典范，但“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独树一帜的德国职业教育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的。二战后的德国通货膨胀，粮食紧缺，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然而，德国很快便从种种阴霾中走了出来，并逐渐呈现出繁荣的景象，“1951年联邦德国生产水平已经超过1938年，达到了这一年的112%”[2]。除了所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与措施外，职业教育被认为是其经济迅猛发展的助推器。“假如德国不拥有超过平均百分比的有教养的和训练有素的人，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国家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得到重建，也就是所谓经济奇迹，肯定是不可思议的”[3]。教师是教育教学的实施者，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与其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密不可分。因而，有必要对其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历史演变脉络进行梳理、考察。
　　 一、中世纪早期，家庭作坊式的“师傅制”——培训者的诞生
　　 教师的发展总是与教育的发展难解难分的交织在一起。不同于原始社会“非进取性的适应性的教育”①（education as nonprogressive adjustment），制度化的教育自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目的和计划。在德国，有组织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手工业行会组织的传统学徒制[4]。1182年颁布的《科隆木工条例》（the ordinance of the Cologne wood turners）最早赋予了行会对学徒的培训与管理的权力，职业培训名正言顺地由行会和手工业者所把控，进而，传统学徒制成为德国早期唯一的职业培训形式[5]。手工业行会一般由作为独立生产者的师傅所组成，为维护行业组织的利益，消除内外部的竞争，行会通常会通过制定规则和律令等来约束、管理师傅，这其中就包括了满足生产与再生产需要的学徒培训。手工业领域中一些技术娴熟的“师傅”将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学徒，学徒经过学习，成长为帮工、师傅，即从学徒→帮工→师傅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学徒学习、掌握相关技术，成为被认可的手工业者的过程，又是成长为培训者（Trainer）的过程。学徒生活在师傅家里，劳动、训练与生活密切的联系在一起。
　　 师傅受制于行会，学徒受制于师傅。行会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对学徒的训练及相关的事项做出了具体、严格的规定，如“带学徒的师傅本身必须完成某种训练，学徒接受训练的年龄应当在12-18岁之间，并且在学徒期开始前须先经过2至4周的试训期，训练期间，学徒须向师傅缴纳学费，还要签订书面合同”[6]，而且“必须是男性青年、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体力、自由人、婚生、日耳曼人的血统等”[7]。学徒的训练通过师傅示范、学徒模仿和实践练习来完成，这种模式下的训练以具体的手工操作为主，并不以理论的学习来引导实践，从而也决定了培训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傅的专业能力、培训态度和培训技巧。培训时长由所学职业的难度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共同决定，但通常为四年。四年的培训结束并不意味着学徒就可以获取手工业者资格，还需要根据学徒的满师考试情况来决定是否授予手工业者资格。而在通过满师考试后，学徒还需要经过若干年的“帮工期”，这些准手工业者通过几年的游学生涯，接触同行业不同的师傅，不断调整、补充、完善自身的知识与技能，游学生涯结束时，准手工业者做出了获得公认的技艺精湛的作品，便可以获得师傅的资格。这样的学艺方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甚至在今天，它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德国的职业教育[8]。
　　 社会的发展，影响、规约着教育。当时的德国以手工业生产为主，要求训练独立的手工业劳动者，再由手工业劳动者培训新的手工业劳动者和培训者，这一时期对学徒和未来师傅的培训在同一过程中完成。雇主既是劳动者，又是培训学徒的师傅，学徒既是劳动者、助手，又是准手工业者和未来的“师傅”。这种行会和师傅共同主导的“家庭作坊式培训”以生产技能的培训为主，全凭师傅的经验进行，忽视理论知识的学习，师傅或培训者只要具备娴熟的技能便可以指导学徒，师傅更多的是“指导”，而非“教学”，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培训体系。
　　 二、19世纪初，对家庭作坊式师傅制的背离——职业教师的出现
　　 社会的发展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影响着教育的变革。17世纪，重商主义者开始对行会和师傅主导的直观模仿和实践操作的培训模式产生了诸多不满，认为这种模式过于简单，没能起到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国家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更是给予经济自由主义发展有力的保障，冲击了传统的行会强制制度。“随着1869年北德意志联邦工商条例的颁布，行会入会强制被取消了。此后，差不多人人都能在没有手工业行会约束的情况下，只需要解决一张营业执照便可以经营一个生产企业或其他企业”[9]。星期日学校和工匠学校的诞生，迎合了这种诉求。学徒不仅可以跟随行会师傅学习技艺，还可以到星期日学校学习普通教育知识。新兴职业学校的出现，催生着新型教师的诞生。除了固定的技术培训外，职业教师还要对学徒进行制图、计算、工艺等方面的指导。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是对传统的科学世界观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歌德感言：“一想到德意志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10];康德更是疾呼“敢于聪明起来吧！勇于按照自己的理解为自己服务吧”[11]！启蒙运动认为，人应该幸福地栖居，过一种勤劳且有德性的生活，而这需要有计划地为某种专门的职业活动作好充足的准备。与此相应，应当建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为一体的教育系统，于是，实科学校、商业、工业学校便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