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教育视野中的《四书》教学

　　摘要：宋代《四书》教学明确以学以至圣人作为目标，在教育思想和理念上将天下学子囊入儒学教养体系之中，强调修身养性与致君泽民的有机统一。其教学重视个体生命体验，力图达到天人合一、学达性天的人生境界。在教育过程中强调情境教学、主张工夫修养，形成了教育史上可圈可点的理学教育典范与模式。
　　关键词：宋代；理学；《四书》；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2-0076-05
　　收稿日期：2012-2-1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儒学教育视野中的朱熹《小学》”（XJK011QJB001），并得到湖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殷慧（1977- ），女，湖南南县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宋代思想史研究。
　　
　　宋代《四书》的凸显是古代儒家经典的一次推陈出新，对中国以及整个东南亚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两宋时期的理学与《四书》学之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理学与《四书》学的结合构建了一种合价值信仰、知识体系、行为准则为一体的思想体系①。宋代《四书》学的传授既有上承古代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特点，又注重建立、传播与佛老相颉颃的心性修养理论与工夫，造就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群生动活泼、个性鲜明的理学家形象，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理学教育思想和独具特色的教学典范。
　　一、帝王之学与士人之学——宋代《四 书》教学的两个面向
　　《四书》的教育，众所周知，和宋代兴起的平民化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应该说主要的受益者仍然是最广大的民众，尤其是代表新型社会精英的士人阶层。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宋代四书的单行与独出，《四书》教育最初的指导方针主要受赵宋帝国文化政策影响，为适应当时的君主教育而产生。
　　首先，从史料记载来看，早在理学家重视《大学》、《中庸》之前，此两书已经进入帝国统治者视野，受到高度重视。范祖禹《帝学》中记载：“帝宴饯侍讲学士邢昺于龙图阁，上挂《礼记·中庸》图。昺指‘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之语，因讲述大义，序修身尊贤之理，皆有伦贯，坐者从听，帝甚嘉纳之。”这说明早在邢昺担任侍讲学士时，《中庸》就得到了皇帝的重视，学者只是顺势发挥、借机讲述而已。后来，《大学》、《中庸》成为对及第进士具有象征意义的最高奖赏。仁宗天圣五年（1027），给新进士颁赐《中庸》。天圣八年（1030），赐新及第进士《大学》，后与《中庸》间赐。
　　在这样一个《大学》、《中庸》受到皇家重视的背景下，学者、官员自然顺势跟进，到底《大学》、《中庸》蕴含了怎样的时代精神意蕴呢？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针对汉唐以来盛行的辞章之学、佛老之学，提出了“学为圣人”的新教育目标[1]。虽然“学为圣人”这一目标首为荀子提出，而周敦颐提出的教育目标，具体而言就是“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这从三个层次指明了学者的努力方向。对于第一个层面“圣希天”，元佑五年（1090）范祖禹曾这样解释：“帝王之学谓之大学……帝王之学，所以学为尧舜也。”[2]中间的省略部分就是《大学》章节的原文。这表明，当时学者、官员对《大学》重大的政治内涵已有了深入的理解。关于后两个层面，范祖禹也曾说：“学者，所以学为圣人也，非治心养性不能治也。”[3]对于圣贤而言，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能够修身治心养性。因此，心性理论和工夫的修养成为当时学者们实现儒学突破的重点。
　　对于士人学者而言，具体的工夫就是如何修养圣贤人格，达到圣贤的境界。“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成为当时理学学者讨论的焦点。胡宏具体深化了周敦颐关于“志”与“学”的内涵，认识到周敦颐提出此目标的意图在于“患人以发策决科、荣身肥家、希世取宠为事也，则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识闻见为德而自尽，不待贾而自沽也，则曰‘学颜回之所学’”[4]。胡安国说：“有志于学者，当以圣人为则；有志于天下者，当以宰相自期。”观上所述，当时理学家对于“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的理解，主要倾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修身养性，一方面是致君泽民。朱熹意识到可能出现偏执一方的情况，强调“修身养性与致君泽民只是一理”[5]（P4142）。“凡人为学，便当以‘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及‘明明德于天下’为事，不成只要独善其身便了，须是志于天下。所谓‘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也”[6]。这也正印证了张载所言的儒家圣人的标准，能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果说先秦诸子的道论，基本上都服务于为人君谋求南面之术，那么新儒学建设的理学家仍然以“天下”己任，以“圣门事业”为己任，致力于为帝王的崇道、择术、求治提供精神资源和智力支持。南宋后期，真德秀总结《大学》的意义，就提到了“为人君”和“为人臣”两个层面：“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6]这是我们理解宋代四书学教育所必须注意的重要方面。
　　其次，精研了心性理论，并且在修养工夫上得到民众认可的理学家并不远离政治、空谈心性，而是适时寻找机会以《四书》为经典文本，向帝王施加教育与影响，这一行动主要可以通过理学家参与的经筵侍讲活动来考察。我们知道，程颐曾以布衣身份擢升经筵侍讲官，一上任，就抱持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力图将经筵的地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程颐认为君主德性的修养与成就关键就在于经筵。“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其次，程颐认为，经筵的讲习者，担负三代时三公保傅的职责，宜选贤德者以备讲官。皇帝在宫中的一切行为都应让经筵官知道，以便及时教育。程颐曾说：“今不设保傅之官，傅德义、保身体之责皆在经筵，皇帝在宫中语言动作衣服饮食，皆当使经筵官知之。”[7]（P539）还有，从授课形式上来讲，皇帝应该让讲官坐讲，以表示“尊儒重道之心”。
　　我们再看程颐作为经筵官如何通过讲解《论语》来以打动君心。
　　程颐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宿斋豫戒，潜思存诚，冀以感动上意。而其为说常于文义之外，反复推明，归之人主。一日当讲“颜子不改其乐”章，门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将何以为说？及讲，既毕文义，乃复言曰：“陋巷之士，仁义在躬，忘其贫贱。人主崇高，奉养备极。苟不知学，安能不为富贵所移？且颜子，王佐之才也，而箪食瓢饮；季氏，鲁国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鲁君用舍如此，非后世之监乎？”闻者叹服[8]（P4564）。
　　这段描述经筵讲学活动的材料，主要说明了程颐作为理学教育家的两个特点：一是对君主的教学极尽虔诚，二是在讲解《论语》大义时，能根据教学对象的特殊性，反复推明，引申发挥。另外，程颐在讲说《论语》的时候，随事随机不断警醒皇帝，应该注意各种细节，规范自身言行，避免不良后果[7]P264。随着二程学术声望的增长，二程后学中多有进入经筵讲学。杨时曾担任经筵官，讲解《论语》多篇。
　　建炎七年（1133），程颐的高徒尹焞经宰相赵鼎推荐，担任崇政殿说书，讲《卫灵公》之末章，皇帝给笔札解《论语》。其年谱记载，尹焞
　　 “每当赴讲之日，前一夕必沐浴更衣以所讲书置案上，朝服再拜，斋于燕室，学者问之，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须尽己之诚意，吾言得入则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则反之，又安得不敬。’高宗诏促解《论语》。后又被旨解《孟子》，讲《好之者不如乐之者》。”[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