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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学堂历史教育简论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12-05 06:08:44     阅读:


  摘 要:时务学堂是近代维新派创办的鼓吹变法、造就维新良才的代表性学堂之一。在近代社会转折的历史时期,学堂的历史教育,尤其是外国历史教育起到了独特的、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历史时期,历史教育,尤其是外国历史教育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时务学堂历史课程的设置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关键词:时务学堂;历史教育;启蒙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115-02
  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起初暂租长沙小东街刘文恪旧邸,是湖南维新派在教育上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学堂由熊希龄任提调,聘请梁启超与李维格分任中西文总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为中文分教习。学堂日常事务实际上由梁启超主持。戊戌政变后,时务学堂名存实亡,同年9月即告解散,次年改办成求实书院,迁至落星田求贤馆旧址。在存在的短短两年中,时务学堂的历史教育是它的特色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其历史教育揭示学堂在救亡图存的历史时期所起到的造就维新人才、启蒙中国社会和解放思想的历史功绩。
  一
  梁启超仿万木草堂学规《长兴学记》拟定了《时务学堂学约》,表述了学堂“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日肆力于西籍”的教学指导思想。时务学堂的课程中西学并重,分为经学、子学、史学和西学几类。在《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中,梁启超对学堂课程作了更为明确规定:课程分为溥通学(即普通学)与专门学两种,溥通学为人人皆要学的课程;专门学为学生六月后“每人各占一门”,但仍须并学溥通学。梁启超还为学生制定了详细的《读书分月课程表》。无论是在《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还是在《读书分月课程表》中,历史课程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有中国史籍,还包括外国史籍。中国历史主要是诸子之书,如《论语》、《春秋》、《孟子》等,外国历史史籍有《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日本国志》、《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史略》等。
  时务学堂的中国历史教材采用的大多是儒家经典,外国历史教材选用的则是当时翻译的西方流行的史学著作,从对这些史籍的评价中我们就可见它们当时深远的社会影响。例如《万国史记》一书,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就已经被规定作为阅读的历史书籍。该书由日本冈本监辅著述,内容丰富广博。所以当时有人将之比作魏源《海国图志》一样的著作,“子博我魏默深,而万国史记其海国图志也。”(重野安绎《万国史记·序》)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甚至将《万》书列于首位。《泰西新史揽要》为英国马恳西所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蔡尔康(芝绂)翻译,有学者认为它是“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1]597时人对之也均有很高的评价,梁启超称此书“述近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2]468“今新出之书,有《泰西新史揽要》,西人李提摩太所编,而华人为之润色者,其书皆百年以来各国转弱为强之事迹,最为有益于中国。”[3]82《日本国志》则为黄遵宪所著,当时有人评价说:“此奇作也,数百年来少有之者。”(薛福成《日本国志·序》)“叙述其有条理;博稽考证于彼国,改法从西原委,订证尤为赅备,”(李鸿章《日本国志·禀批》)“案例精详,纲目备举,寄意深远,致功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张之洞《日本国志·咨文》)选择《希腊志略》和《罗马志略》应该主要是基于希腊和罗马是欧洲文明的摇篮,了解欧洲历史两国应该是一个较为适宜的切入点。《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和《欧洲史略》主要有总税务司翻译的版本。
  二
  在救亡图存、鼓吹维新变法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时务学堂的教育承担了造就维新人才的历史使命,历史教育在其中则起到了重要的功能。
  中国历史教育主旨是巩固学生的根坻,启发从中国历史中寻找变法的理论依据。早在康有为构建变法理论时就遵循“托古改制”的基本原则,康有为自己创办的万木草堂便将历史教育定位于这一理念,课程结构中设有孔学和中国历史。时务学堂秉承了万木草堂的办学宗旨,中国历史教育大多采用儒家经典,经过他们的诠释和附会,成为变法的宣传工具。学堂学生唐才质回忆说:“时务学堂课程以孟子、公羊为主,兼亦宣讲孔子改制之说,旨在为中国改良政治创造条件。”[4]403显然这样的教育基调是维新派“托古改制”思想的进一步舆论宣传。这与同样选择通过经学进行历史教育的官办书院有着本质的不同,即使在新学制颁布以后,官办学校的中国历史定位于通过突出“历代帝王之大事”、“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的教育内容,追求“淑性知礼,化良为善”,“养成忠国家,尊圣教之心”的教育目的,起着对学生伦理纲常思想教化的功能。
  学堂外国历史教育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启蒙了中国社会的思想,也表明了中国社会学习西方进一步深入。时务学堂并不是开设外国历史课程最早的学校,不少教会学校和京师同文馆都曾设置外国历史课程,私学如万木草堂也将其列为重要的课程之一。但是时务学堂与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设置外国历史课程的课程目标相去深远。与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类似,教会学校外国历史课程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向中国炫耀西方近代先进文明,为便于他们传教的根本宗旨服务。京师同文馆等洋务学堂外国历史课程目标则局限于为“翻译条子”、“练习译书”作知识背景,因为离开外国史地知识背景的语言人才翻译是难达做到准确和流畅的。
  与万木草堂一样,时务学堂的外国历史课程突破了仅仅作为“看”世界的媒质,起着启蒙中国社会思想的功能,特别是通过外国政治制度史输入了西方的政治思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君主立宪思想,法国大革命时的启蒙思想都在外国历史中传到国内,启发学生尝试寻找造成东西差距的内在根源,而且促使“学生皆自期许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之志。”[4]403以《泰西新史揽要》为例,学生张伯良在学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湘报》上,他说:“泰西各国在百年前也与中国一样,‘以旧习相沿’,‘以人为已,以国为国,自塞其血脉,自梏其元气’,坐井观天。然而‘一旦脑筋摩烫而电气生’、‘起数千年锢霾之痼疾’,而实现了19世纪的欧洲文明。”[5]118以后发生的戊戌变法正是君主立宪的仿行,辛亥革命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却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中国社会的思想。维新变法思想的大宣传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时务学堂则是其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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