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老照片与1958年中共中央教育工作会议

　　老照片失而复得的经过
　　笔者珍藏有一张老照片，这张照片记录了1958年6月28日下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接见出席中共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全体代表并合影的场景。会后给每位代表冲洗一张留念。然而因经历“文革”动乱，代表中能将照片存世者可谓凤毛麟角。笔者这张照片即经历了一个查抄没收、重新寻找及失而复得的曲折过程。
　　史载，这次会议分两个阶段于1958年4月15日至24日、6月10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分管教育的书记、文教部长及其他教育部门负责人100多人。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教育方针和批判教条主义，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做了报告，并传达了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关教育工作的讲话；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做会议总结报告。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代表，其中就有时任江苏教育社总编辑的江苏代表之一、笔者的父亲钱闻。返宁后，父亲特意将照片配上镜框挂在家里客厅墙上。可惜，“文革”爆发第二年即被造反派抄家掠走，从此只能作为一个深刻印记留在家人脑海里。
　　2001年笔者父亲去世后，江苏教育报刊总社要为父亲编文集。在搜集整理父亲生前材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这张照片，遂决心查找寻回，并由笔者负责此事。遗憾的是，虽然费了很大功夫，跑了不少地方，但直到2005年《钱闻文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笔者仍一无所获。个中缘由，一是这张照片从未在正式出版的图书报刊上登载，二是国家档案部门对一般读者开放度不够，三是难以从参会者手中觅得。参加这次会议第二阶段会议的三位江苏代表中的另两人，只有当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欧阳惠林还健在，而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早已不在人世。笔者通过分别走访欧阳老及吴天石的子女得知，这二人在“文革”中均遭批斗、抄家而未能保存下照片。
　　至此，查找工作陷入瓶颈，但笔者并未放弃，坚信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档案部门对公众的开放程度和检索技术定会不断提高，这张照片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13年8月28日，这天的《中国青年报》上登出的一篇《当历史可以观看》的文章引起母亲和笔者的注意。文中所提新华社照片档案馆的图片资料已实行对外开放一事，恰是我们未知的一条线索。笔者当即与该馆联系，对方了解原委后告知可与北京大北照相馆联系。大北照相馆工作人员接到笔者电话后立马上机查寻，当场答复有这张照片，并问清笔者的通信地址后，几天后便将一张冲印质量上乘的12英寸照片寄到笔者手中。回首这张老照片55年的历史，在家里挂了9年，而失落在外就有46年（其中寻找用时12年），如今它终于回家了，全家人倍觉欣慰和感慨万千。
　　关于老照片的史料价值
　　一张老照片往往能反映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历史的特点。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父亲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王明、董必武、林彪等，特别是1937年在武汉从事学生运动和1938年在延安学习与工作时，他曾多次聆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讲课或报告，且有近距离交流。但囿于战争年代环境，当年既无条件留影，也未保存下笔记；而新中国成立后这次会议的照片是父亲唯一一次与中央领导人的合影，无论对于父亲本人还是我们家人都显得弥足珍贵，这也正是笔者起初费尽心力寻找这张照片的直接动因。
　　接下来，出于文献情报职业本能使然，笔者感到有必要对这张照片作进一步探究。经查检相关书刊和档案材料，笔者发现，如今这张老照片的价值已远远超出个体性家事叙述范畴，而更与国事天下事紧密相连，它所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内涵，可为当今中共党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工作提供参考，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其一，综合现有史料文献，1958年的教育工作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由中宣部主持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结论经当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同意，写入9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其中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为建设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会议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教育方针的形成和确定起到了关键作用，意义重大，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尽管会议和当年的教育革命带有“大跃进”背景下“左”的色彩，但当时在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创办职业学校、农业中学等方面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如江苏省大力兴办农业中学就是一个创举，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并在会上受到表扬。
　　然而，这么高规格的一次党的重要会议，在迄今已出版、发表的中共党史和中国教育史著作中却鲜有记述，即便有也很简略，更没有提及毛泽东与这次会议的关系。《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对1958年6月28日的记载仅为一句话：“下午，同黄克诚谈话。”据当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新华社28日讯”报道：“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今天下午接见了出席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第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和新疆全国农具展览会参观团、四川省牧区参观团。”可见，6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不只同黄克诚谈话，他还接见了三个会议的代表和两个参观团。这则短讯全文仅80余字，却是目前能查到记载毛泽东与这次会议关系的一段文字。其中“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指哪些人，照片清楚地给出了答案。他们是：朱德、邓小平、林彪、陆定一、康生。但查阅《朱德年谱》和《邓小平年谱》两书，其中均无朱德、邓小平参与接见的内容。
　　事实上，这次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召开的。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而解决问题的首要方法即为开会。同一时期在北京召开的另一个重要会议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教条主义是这两个会的相同主题。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曾并列提到了这两个会：“最近几年，我们先搞合作化，再搞农业，然后就是搞工商业。学和兵呢，现在两个会在北京开，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军界，我看也就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