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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教育成就的历史情境分析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12-05 06:06:39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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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西南联大在短短的8年办学历史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不能不让人惊叹她的巨大教育成就。研究者将西南联大的成功归咎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民主管理等因素,但是对这些要素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中形成的关注不多。通过继续追问这些要素生成的历史情境,有助于探讨西南联大的精神,学术独立与自由,民主管理在当时历史情境中如何能够形成的原因。西南联大的精神生成的历史情境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被民族危难唤醒;保存中华文脉的使命感被日本侵略者的图谋所警醒;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被社会现实所激发。西南联大学术自由氛围形成的历史情境主要体现在:当时知识分子犬儒主义还未形成;政府无力干预,自治传统得以延续;开明的地方政治对学术自由的作用。西南联大学民主管理机制形成的历史情境主要体现在:西南联大校际矛盾冲突缓和的需要,患难之交的民主与宽容。
  关键词:西南联大;学术自由;民主管理;历史情境;大学自治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3-0079-07
  引言:西南联大的教育成就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校址设在昆明。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6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2500余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包括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等著名科学家。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位院士,西南联大人占26名;院士里最年轻的3位,陈省身、许宝騄和华罗庚,均为西南联大师生。首批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5位华裔,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除了吴健雄出自中央大学,前4人均为西南联大师生。新中国成立后,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6人是两弹一星元勋。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1]。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占了164人。此外,还培养了殷海光、王浩、邹谠、汪曾琪等一批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西南联大谱写了教育史上的奇迹。
  西南联大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在中国最困难时期、环境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的情况下完成的,当人们看到西南联大近乎神话般的成就时,不能不让人惊叹她就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奇迹。正如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写的“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人们不禁要问,当时办学条件那么差,为什么能培养出如此多的科技、人文精英?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2] 总结可以较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即学术自由和管理民主是西南联大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当然大学成功必须有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民主管理,但关键是这些要素如何能够生成,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要解释这个问题,这就有必要追问当时的历史情境,西南联大为何能在当时的环境中做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民主管理的?
  一、西南联大精神动力形成的历史情境
  什么是西南联大的精神,有学者认为是爱国主义精神,有的认为是民主精神,还有的认为是科学精神等等,其实这些精神只是西南联大精神在某些方面的一些表象。我们认为,精神是人或组织实现目标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放眼中外历史,大凡在世界历史上有较大成就和影响的大学,在崛起和发展的道路上都会迸发出影响深远的精神力量,成为这所大学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可以说精神力量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甚至崛起的重要支撑,同样西南联大的卓越与其特有的精神力量是分不开的。那么西南联大靠什么精神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成就一段教育史上的奇迹呢?
  (一)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被民族危难唤醒
  西南联大师生在民族危难形势下催生出汹涌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爱国主义情怀支撑着联大学人弦诵不辍。西南联大师生撤离平津,辗转湘滇,风餐露宿,历经艰辛,亲眼目睹了山河破碎、民生多艰,严峻现实使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充塞于胸。“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首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充分表达了联大师生的殷殷爱国情怀和拳拳报国之心。前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陈岱孙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撰写序言,特别表彰联大师生“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以及“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在他看来,正是这两点,“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3]。“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民族危难激起了联大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为国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被点燃。
  冯友兰先生所作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写道:“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这体现了联大人与危难中的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所以这是“最具时代性的联大精神”。西南联大的广大师生始终抱着为国之振兴而教,为抗战建国而学的信念,同仇敌忾,共赴国难[4]。我们可以从黄子卿教授的事迹窥见一斑。黄子卿教授是在抗战爆发前回国的。当时他刚刚完成水的三相点温度精测的重要研究,后来国际温标会议正是以他的研究成果确定了绝对零度为-273.15℃。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主任、芝加哥大学原子能研究所负责人都挽留他并劝说:“你的祖国正像一只破船在风雨中飘摇,哪里会有美国这样好的研究条件?”黄子卿回答道:“我愿和我的祖国一起受苦”[5]。这些知识菁英在国难时期,爱国主义情怀被民族危难唤醒,希望充分利用所学实现拳拳报国的心愿。在国难时期,在国外求学的学者,也放下自己的研究和学业,不惜牺牲个人在国外的学术发展和优厚待遇,纷纷赶回中国,期望以自己的才学来报效祖国。如正在剑桥大学访问的华罗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范绪筠、德国汉堡大学博士陈省身、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生王竹溪、张文裕、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余瑞璜、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严仁荫等人亦先后回国,辗转到西南联大任教[6]。正是在民族危难形势下,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被民族危难唤醒,他们拿起了自己最善长的武器——知识,来实现救国的愿望,这种精神力量支撑着西南联大学人弦诵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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