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中的师道精神

　　【摘要】在书院教育史上，宋代书院以其开创性和纯粹性，成为“书院精神”的象征。尊严师道、敦品砺行的师道精神，是其重要表征，也是唐、宋文化嬗变的历史产物。宋代书院不仅以明道、行道、修己安人为基本教学宗旨，同时也集山水名胜与人文景观为一体，处处闪烁着诗情乐感的教育光辉。
　　【关键词】宋代 书院 师道精神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在宋明教育史上，书院的地位十分突出。清末，章太炎总结中国学术与思想史，崇私学、抑官学，论定“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从那时起，视私学和书院为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集中体现，几乎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家之通论。此论可能有所偏颇，不过与其他教育组织形式相比，书院更能体现传统教育精神，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书院教育史上，宋代书院又以其开创性和纯粹性，成为“书院精神”的象征。宋代书院之教育精神不一而足，尊严师道、敦品砺行的师道精神，是其重要表征。
　　宋代学者扭转了汉唐以来日趋功名利禄的风气，追求体现人性尊严的社会秩序
　　尊严师道，本来就是原始儒学的重要理念。汉人尊经，因而尊师。魏晋之后，师道衰落，随着经师地位的下降，儒学的价值信仰体系遭到挑战。于是，韩愈的《师说》应运而生。柳宗元曾这样评价《师说》：“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辱，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开篇即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即以“仁义”为实质的儒学核心价值；“业”，即承载儒学价值精神的经典要籍；而“惑”则同时关联着经籍知识与人生道理。韩愈的尊师重道已蕴含着捍卫儒学“道统”的文化意识。时人目之为“狂人”，表明其思想与行动尚未蔚然成风。
　　韩愈的未竟之业是由宋儒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在宋代，“道”“道学”“学道”“道统”“道体”等时代话语日渐流行。宋儒崇道宗经，回归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通过重新诠释儒学经典，在贯通天人中，创造性地发现和提炼儒学的根本价值，此即所谓“道”和“体”。他们立此“道”、扬此“体”，具有双重实践关怀。一方面，他们要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发展重新定向，使之从汉唐以来日益沦为功名利禄之学中超拔出来，回归到追求仁道精神、实现人性尊严的内在价值上来。周敦颐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程颐的“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等名言，皆昭示了这一精神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他们要以此“道”引导政治改良、转化社会风气，营造一个合乎仁道精神、体现人性尊严的社会秩序。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的都是这样一种宋学精神。这是崛起于宋代、以寒门庶士出身者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新的角色意识和文化自觉。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唐代宰相念念不忘自己出生的政治世家，而范仲淹的理念中没有这些。他认为士人在世，自己与天下整体连在一起而存在，所以不是从门第出发，而是从作为个人的人格出发，与天下整体相处。这是宋代士人和唐代人在理念上的不同。后来，宋代士人还提出了‘为万世天太平’的口号。他们是以一人所为联系天下国家，及子孙万世的大气概立世的。”内以圣贤自期、敦品砺行，外而得君行道以化万民、开太平，遂成为宋代有志士人的学术与人生理想。
　　宋代书院教育活动以明道修身、心无旁骛为共同宗旨
　　倡道学、明道体、重塑道统的过程，也是重整师道的过程。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就具有十分自觉的师道意识。他说，“天地之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道与德则“非师友不可得”，“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
　　宋儒倡行的师道有两个基本内涵：其一，就道统与治统的关系而言，强调道尊于势，要求以师道“求治、正君、规过、养德”。志气高迈的宋儒在朝为官，通常不是把自己视为君主的奴仆，而是视君臣为同事，不少人还以帝王之师自持。其二，就道统自身的建设而言，它强调师友讲论是倡明圣道、劝善谏过的根本途径。在这两个方面，能“尊严师道”的程颐，在言行上就颇具有典范性。他既有倡导经筵、自尊自重以教导王者之举，又有“程门立雪”的故事传世。宋学开创者、“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也以其明体达用之学、尊严师道之举，被立于《宋元学案》之首。宋代书院的师道精神，是唐、宋文化嬗变的历史产物，所以我们不能在与宋代学术、思想、文化嬗变的割裂中，孤立而封闭地处理书院精神。
　　宋代书院的发展，大致可被分作宋初和南宋两个时期。宋初书院是从唐末五代的私人藏书馆所演变而成，主要为寒门庶士自修进学之地，孕育着崇道宗经、讲求义理的宋学精神。“宋初三先生”胡瑗（993-1059）、孙复（992-1057）、石介（1005-1045）就是因此而成学立德。至北宋中期，官学遍设，新的学术精神被引入官学，不少书院也被改为官学，加之两宋之际的兵火摧残，书院遂呈衰落之势。南宋时期，官学再度沦为利禄之途。乾道、淳熙年间，以“东南三贤”朱熹（1130-1200）、张栻（1133-1180）、吕祖谦（1137-1181）的崛起为代表，宋代理学进入了多家多派的繁盛时期。南宋书院众多，而在“东南三贤”影响下的书院，如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和武夷精舍、张栻主教的岳麓书院、吕祖谦主持的丽泽书堂（后来增扩为丽泽书院）等，都是南宋书院精神的典型代表。
　　与现代以专业知识技能为中心的大学教育不同，书院首先是具有共同信仰的士人们围绕着理学宗师而结成的思想和生活共同体，其学术、教育活动皆以明道、行道、修己安人为共同宗旨。相反，不修伦常、驰骛于功名利禄者，则常常为人所不齿。朱子曾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要，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在这一点上，张栻与朱熹是比较一致的：“侯之为是举也（指刘珙重修岳麓书院），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承斯道而济斯民也。”吕祖谦所至兴学，皆以此相倡：“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