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索尔.科恩的后现代教育史学观及其对我国教育史研究的启示
摘要：美国教育史学家索尔-科恩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提出了教育史研究应实现“新文化史”、“语言学”和“文学”等三个方面的转向，这为美国教育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水。我国当前教育史学的发展日渐式微已成一个不争的事实，分析原因后发现，科恩的后现代教育史学主张对我们扭转教育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们应该开阔研究范围，拓展史料来源；重视史料语言的研究；研究成果的表述要富有文学方面的色彩；等等。
关键词：索尔·科恩；后现代教育史学；中国；启示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0)01-0081-04
一、索尔·科恩的后现代教育史学观
索尔·科恩(SOL.Cohen)是美国当代著名教育文献史学家，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教师学院教授。他主编有5卷本的《美国教育文献史》，并著有《语言和历史：学校改革运动的视角》、《挑战正统：走向一种新的教育文化史》。他也在美国《教育史季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述美国新教育史学的论文如《美国教育史的新视角，1961-1970》、《美国教育史的历史，1900-1976：历史的种种用法》等。近年来，科恩深受历史学家怀特(H.White)、拉卡普拉(D.LaCapra)等后现代历史学者的影响，站在后现代主义的基点上努力推进教育史研究的新发展。他的后现代教育史学观较之以前的教育史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转向。
1.新文化史转向
所谓“新文化史”是指20世纪70年代后期首先在法国出现的史学研究流派，它是在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目前已发展为继“社会史”学派之后的西方史学主流。此流派最突出的特点是从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艺术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寻求对于历史中的主体——个人以及事件、观念等等研究对象的了解。受此影响，科恩指出，“新文化史允许可通过各类文本来传达文化意义。新文化史为从阅读任何文化制品，不管是精英的或是大众的、学术书卷或是卡通、而且反之亦然，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同时也把任何文化制品视为历史中的文本加以解释开创新的可能性。”
因此，新文化史著述的题材极为广泛，既重视伟大人物思想的同时，同时更加关注普通民众思想观念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新文化史学不满意于表面的思想、行为和印象，而是将文化纳入到方法论的视角，注重文化意义形成的过程，力图挖掘研究对象的深层次内涵，同时更加强调历史进程中偶然性因素，如情感、个性的作用；另外，新史学还积极运用跨学科的资源与成果，并将电影、音乐、大众媒体也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源。
科恩指出：“新文化史研究可以借鉴用来处理所有与教育史学者休戚相关的议题。”因此，教育史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重要人物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宏大叙述，同时也关注普通民众教育与生活的历史；既关注社会普遍盛行的思想观念及其发生演变的过程，也关注其与社会背景的依存关系。针对长期以来历史研究尊崇书写的历史材料而忽视其他史料的现象，科恩提倡应重视其他文化制品的历史研究价值，并且，在各种文化人工制品之中，科恩特别强调视觉材料的历史价值，尤其是电影对于教育史研究的价值。
2.语言学转向
所谓“语言学转向”，指的是凸显在历史研究中对于语言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科恩指出：“语言学转向已使一些历史学者不再把语言仅仅看作是一种方法论工具，而是认为语言本身也是历史研究的对象。”
作为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基础而言，语言是一种沟通的媒介，它构建历史“实在”的相关描述。由于后现代历史学者认为，“实在”是由语言所构成的，任何实在皆可被视为一种“文本”。因此，在科恩看来，任何再现出的历史文本都不是纯真的，而是有其意识形态立场的，而且各种文本都为自己的声音及读者而相互竞争，都试图让读者相信其为真实的版本。当然，科恩强调陈述历史是一种建构或故事，并不要去否定过去曾经的存在，而是主张我们应以反思的态度审视过去。
作为一种历史的研究对象而言，语言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行动，其负载着许多的社会及历史信息。也就是说，在语言中也潜隐着历史的痕迹。据此，科恩把教育语言作为教育历史研究的对象。因此，他明确指出：“我研究的基本单位并不是个别的经济或政治的因素，而是教育的论述。”并且他进一步指出：“在整个教育的论述领域之中，当先前处于边缘的语言系统取代原来占支配地位的语言之时，教育变革便发生了。”科恩援引巴特斯(RBarthes)和海尔(D.Hare)所说：“每一个政权都有其自己书写历史的语言。”“每一次的革命都创造出新的字词。”因此，当论述的形式与内容进行更迭时，即是教育论述控制权的转变之际。对科恩而言，语言与教育变革和权利的重新分配有关；或者说，教育历史也是一场争斗的历史，而争斗的对象则是教育论述语言的控制权。因此，审视教育语言的产生、传播及使用在时间向度上的变化情况，有助于我们从另一面来了解教育变革的性质。
3.文学转向
历史学的文学转向发端自1973年怀特出版《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向》一书，该书是探讨历史学之作。怀特不仅对历史学的唯实主义表示难以苟同，同时也积极倡导历史语艺学(Poetics)的观念。所谓“历史语艺学”即强调形式胜于内容，认为文学形式乃是历史书写内容的首要承载者，而且认为历史叙述中总是夹带着虚构及发明的成分。
深受怀特等后现代历史学家的影响，科恩认为，教育史书写具有双层建构。就怀特的观点来看，与其说历史学者的工作是发现过去，还不如说是建构过去。历史学者的工作是从众多的历史材料选取其所认可的某些材料，并按照先后顺序安排成一情节建构。但是历史既为一种人为的建构，那么建构的方式便可能因人而异，所以并不存在单一的建构方式，而是存在多元的建构方式，而且彼此之间具有等同的合法性，亦具有其独特的修辞习惯。当然，科恩并不全然否定过去的历史的实在性，而是强调历史有其真实的部分，但是也有其虚构的部分。因此，对科恩而言，历史写作总是有其科学求真的一面，也有其艺术创作的一面，或者说，有其参照事实的面向亦有其修辞或文学的一面。科恩和后现代史学家们一样，针对文史分途的现状，提出历史写作应该有文学的形式，因此，历史写作必然含有“想像的”及“历史的”双重结构。
综上可以看出，科恩所主张的后现代教育史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科恩虽重新提倡思想史的研究，但是他并非主张深入解析名家大儒的教育思想，而是认为应对那些教育语言支配了专业团体及一般大众的教育论述进行考察，所以，教育语言便成了探究的对象；其次，科恩依循后现代主义的主张，扩大文本的意涵，认为许多的人工制品都负载着历史意义，有待教育史家进行诠释；再者，科恩也主张历史写作既有其科学求真的一面，也有其文学创作的一面，因此，历史文本的呈现要体现一定的艺术性。科恩的这些后现代教育史学主张无疑给正处于式微的教育史学研究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