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构建教育民主决策制度的尝试

　　[摘 要]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他在对教育理论研究和丰富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教育民主决策制度——评议会和教授会，大凡国家和各省教育大政方针均由评议会、教授会议决，然后讨诸实施。他所构建的教育民主决策制度及其实施，本质上是教授治校、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探索，是我国现代“教育独立”思想的一次实践，是使教育行政与学术相结合理想的践履，是以学术改变教育行政官僚腐败气息的努力。
　　[关键词] 蔡元培；民主决策；评议会；教授会；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4-0097-10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1912年担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7年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再次出任教育行政首脑——大学院院长，其间还担任过一些学校的董事和创办人等。他在教育方面的任职时间都不长，却给所执掌的机构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带来石破天惊般的影响。蔡元培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功绩卓著，除了他具有独到的眼光和理念外，就是他构建了教育民主决策的机制。
　　一
　　蔡元培出身于商賈之家，年少时饱读经史，17岁考取秀才，随后出任塾师，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长补翰林院编修，如此少年得志者无论在浙江还是全国并不多见。他虽然是传统士人出身，走的却不是同一条发展之路。
　　一般士人以点翰林为功成名就，光宗耀祖，而蔡元培则信仰教育，以为中国非教育无以救国，非人才无以救国。当戊戌六君子的杨锐极力拉拢蔡元培时，他婉拒了。他对罗家伦说：“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我并且觉得他们的态度也未免太轻率。听说有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们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时，不写西太后，而称‘老淫妇’。这种态度，我认为不足以当大事，还是回家乡去办学堂罢。”[1] 98-99从此走上了兴学育才以救国的道路。后来，到绍兴府中学堂当校长，赴南洋公学任教，主持爱国女学，等等，投身于教育救国、人才救国的行动中。
　　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校长时，蔡元培已经提出了学校公器，校长不得擅权的思想。学堂督办徐树兰要求他将1900年正月廿一日的上谕“恭录而悬诸学堂”，是为了避免麻烦灾祸。这个上谕是清廷在戊戌变法后对同情变法、昌言维新人士的恫吓，要求“京师管学大臣、各省抚学政：凡有教士之责者，务令宣明圣学，……慎选生徒，……其或内行不修，乡评不洽，放言高论，气质嚣张，沾染康梁恶习者，严斥而痛惩之” [2]。他给徐树兰发了辞职函，说“元培所理者，学堂而已。学堂者，绍兴之公事也，非元培一人所得而蟠据也”。这不是他本人的私人物品，个人也不能在学堂擅权自作主张。他采取了三十六计之上计——“辞总理之责而已” [3] 93。
　　辞校长职后，蔡元培于1900年3月撰《上皇帝书》，向皇帝坦陈自己“大惑不解者三，不白之而不快”。他说：“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本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诸侯者，官也，皆总办所自辟之分办也。彼股主者出资本以为公司办事之费，而总办之支应，分办之廉俸，皆于是取给焉。”[2] 99在这里，他将国家与公司作比，将天子比作公司总裁，天子与臣民的关系，犹如公司总裁与股民的关系。总裁尊重股民，因为总裁受股民的委托实现股民的愿景。他在这里将国家、社会、学校比作大型的工商业组织，具有现代民主决策的观念，反对视股民如草芥，反对“公司”决策违背“股民”意愿，反对“公司”总裁独断专行。蔡元培《上皇帝书》中用“土生土长”的民主决策思想对违背民主决策制度的清廷提出了质疑。估计《上皇帝书》没有送达，否则，张之洞一定要斥之为立论“荒谬”，可能就没有了以后“翰林学士”出国留学之事。
　　在南洋公学和中国教育会期间，蔡元培试行了民主决策制度——评议会制。在他起草的《中国教育会章程》（13章52条），“会员”章中提及设有评议会，“会员有个之意见。只可提出于开会时会议，不得于未经议决之事有单独之动作”。“总理为评议员议会之议长，……干事、书记、会计亦参预评议员议会事”[3] 238。1916年6月，蔡元培与李石曾等在法国成立华法教育会，所通过的《华法教育会大纲》也有评议会之设。但评议会制度并不完备，对评议会的职责权限、任期等，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看作蔡元培民主决策制度的萌芽。
　　正在蔡元培“所图皆不成，意颇倦时”，适1907年6月孙宝琦出任驻德国公使，蔡元培经人关说，愿在驻德使馆中任一职，以便半工半读。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30两，供给他作学费。商务印书馆也同他订约，每月送编辑费100元。他在申请报告《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说：“编修蔡元培为以自费游学德国，……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弗罗比尔。而强迫教育之制中，亦以德国行之最先。……职现已自措资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2] 393-394
　　蔡元培初入柏林一年，次年迁居莱比锡，在莱比锡大学听课3年。对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等课程，他向来对哲学比较有兴趣，到德国后觉得哲学范围太广，想把范围缩小一点，便着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研究。后又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并在课余延请讲师到寓所讲授德国文学。蔡元培在德国4年的半佣半读生活，对西方文化教育科学知识有了广泛的涉猎与研究，“对他以后从事进步的文化教育事业及参加民主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4] 41。 “二次革命”后，蔡元培再次赴欧洲留学，由德国而法国，在法国对文化、艺术和科学尤所关注。两次留学的经历，使蔡元培逐渐形成了他的教育民主决策的思想。
　　第一，欧洲大学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对蔡元培深刻的影响。学术自由是指大学教师享有教学和研究的自由。大学自治是指机构本身不受外来干涉而具有的自我管理的权限，教授治校是指大学教授具有决定大学学科专业发展、管理学校事务而不受外国势力影响的权限。这些为德国和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所继承，有学者深刻地指出：“学术自由思想的提出以及永久的警戒保护它的需要，可能是中世纪大学史上最宝贵的特征之一。”[5] 65加拿大学者许美德也说：“大学一旦失去自治和成为教会或国家的卫道士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它的高水平的学术地位和可贵的社会批评职能。”[6] 167尽管蔡元培没有直接论述到两国学术自由的情况，但在他长北京大学和执掌大学区制改革中，却处处都可以看到这一传统对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