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话语下的国防电影与战争动员初探

　　[摘 要] 国防电影是教育电影在民族主义话语下的延伸。国防电影的兴起将电影创作提高到民族主义的维度，拓宽了电影创作的视角，提高了电影创作的理论水平，促进了文艺界的民族觉醒，推动了电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抗战爆发之后，国防电影特指纳入到抗战建国体系中的以抗战为主题的新闻片、纪录片、故事片以及教育片，又被称为战时电影或战时影片。中电和中制两大电影制作机构共拍摄制作了137种国防电影。但由于时局的限制及受众的减少影响了其战争动员的实效。
　　[关键词] 国防电影；战争动员；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20世纪的时代精神，在抗战时期得以集中的表达。由于各国家、各民族历史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什么是民族主义？学界并不能给予一个确定的概念。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集中表现为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结合抗日战争的历史追溯，本文将民族主义特定为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开展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以抗战动员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大众媒介作为知识精英宣传民族主义的工具，在战争动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的报刊、广播、电影事业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卷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期之内，国防电影成为电影事业发展的主流。国防电影是抗日战争的产物，是宣传抗战，开展战争动员的有效工具。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及各电影公司拍摄了系列国防影片，对于凝聚民族精神，宣传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从国防教育到国防电影
　　教育电影是以充分发挥电影的教育功能为主而特制的影片。教育电影的内容较为广泛。民国时期的科普片、技术推广片、教学片、工业片、国防片等，均可纳入教育电影的范畴。由于中国广大民众的“不识不知”，要使民众获得知识，“莫如利用电影的力量来作教育他们的工具”①。正是基于对电影教育意义的认识，1930年以后，国民政府加大对教育电影的投入，摄制完成了多部教育电影，并在学校中放映、推广。但是教育电影缺乏艺术性也为电影界所诟病，从而引发了对电影艺术性本质的思考。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主义思潮逐渐高涨，电影的国防教育功能逐渐凸显。1933年，九星公司拍摄的《东北义勇军血战史》在上海公映，虽然该片在技巧上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却是一部反帝影片，表达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救亡图存的主题。同年4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制的《还我热河》在南京公映，是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又一次渲染。可见，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电影界业已意识到电影对于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势下，国防教育作为教育电影的内容之一，逐渐受到电影制作者的关注。
　　1933年，顾瑞民在《申报》上撰文提出：“电影在现代，无疑地已从少爷小姐的消闲品转变为社会教育的工具，民族强固精神的武器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时刻，电影从业者的任务是要动员民众，向帝国主义作斗争。“应该设法怎样将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历史的事件，以及中国民众光荣的反帝的过去，如五卅事件、九一八事件、一二八事件以至于最近一部分军队在长城下的壮烈战斗史料，将它作为壮烈伟大的题材，而加以大众艺术化地搬到银幕上来，给全中国的大众看着。甚至给全中国的小姐、公子、太太、洋大人等看着。给他们晓得：‘现在的中国是怎样的一个中国啊！’”②
　　在国防电影诞生之前，教育电影中已经充斥着民族主义的情绪。不少电影批评家表达了教育电影应注重民族主义教育的观点，对当时某些学者批评教育电影缺乏艺术性做了回应。“电影只是娱乐品的见解是福薄青年的见解。重要的，它是文化运动的一翼，因而电影是非把民众的独立解放视为最高利益，非担负起为中国民众的独立解放而奋斗的任务不可的。”电影要承担起社会教育的责任，在日本侵略日益加剧的时期，要“不顾一切汉奸的反对，中国电影必须且一定会胜利地担负起教育民众反帝反封建反宗教迷信的任务的”③。将电影视为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这一观点体现左翼文化的倾向。左翼文化影响下的电影创作，成为国防电影诞生的重要推动力量。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电影事业出现了新的变化。“题材的选取，已不再因循以前那种封建型的义侠故事，以及荒唐的低级趣味的小说，不少以反帝民族战争为题材的片子在市场上出现，而且几乎中国电影的技术之改善，也同时以这时期为一个最大的转机。甚至影响一般电影从业者之竞相出产这类影片。”④然而，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左翼电影的抵制，1936年的中国电影界，民族主义思潮并没有发挥电影创作的主导作用。但无可厚非的是，国防电影的发端，既与教育电影有密切的联系，也得益于左翼文化运动的推动。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国防电影在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形势下应运而生。
　　二、国防电影与战争动员
　　1936年1月27日，由欧阳予倩、蔡楚生、袁牧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并发表宣言，呼吁“组织救国的统一战线，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撤废现行的电影检查制度”；“检查一切反大众化要求的影片的制作”；“摄制鼓吹民族解放的影片”等要求。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日本的步步紧逼，电影的大众化要求集中表现为民众的抗日要求。而电影的大众化的实践即国防电影的诞生。“国防电影这口号是在非常的时期中提出的。这非常时期的特征便是我们最大的民族敌人，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诸方面更加残酷地加紧侵略。而我们国内的大小汉奸、卖国贼投降敌人，出卖民族利益，表现得更加露骨与无耻。争取民族自由解放最重大的责任必须加担在广大的民众身上。针对着为奴为主的民族危机而提出了国防电影，这口号的本身，就有着十足的行动性。就是说它和整个的反帝抗敌的国防运动是密切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的。在非常时期发挥电影文化的国防力量。”⑤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从来与大众福利站在对立地位的上层社会的人们，也觉醒了”。所以，他们提出的“大众电影”这一口号已经不能适应抗日的需要，“只有‘国防电影’才是最宽大而且扼要，才能动员所有的从事电影的人们和所有的中国电影观众。”⑥由此可见，国防电影的主要创作目的在于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战争动员。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国防电影的提出适应了抗日救国的舆论需要，进一步突出了电影的国防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