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基本思路和现实启示

　　[摘 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对党的廉政建设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持续推动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改革初期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不断总结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形成了“改革与反腐并举”“思想教育与法律规范并重”“机构改革和制度创新并进”“领导干部带头示范”等廉政建设工作的新思路，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努力不仅指导了改革初期反腐斗争的具体实际，推动了国家民主法制的发展，且对新时代培育山清水秀的党内政治生态，提升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党风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3-0035-11
　　习近平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1]，以增强党自我革新、自我净化的能力，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锐意创新的劲头，努力提升国家的经济水平，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党和国家机关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贿赂、贪腐等不法现象，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特权行为更是屡见不鲜。部分领导干部经受不住金钱诱惑，将手中的权力变为利益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贪污的数额之大、参与人数之多也让人愕然。据统计，1982年到1983年4月仅一年多的时间，全国揭露并依据党纪国法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已有约19.2万起之多[2] 93，严重威胁着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为有效惩治腐败，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推动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
　　一、“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党员干部中间开始出现个人主义、贪污腐化、滥用权力的现象。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状况，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1986年他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3] 154，尖锐地指出了贪腐行为的危害。为减少贪污受贿、盗窃国家资财等经济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打击政治、文化领域的犯罪分子和犯罪活动，党中央提出了“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且“两手都要硬”的廉政建设思路。
　　1982年4月邓小平在《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率先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4] 404，阐明了打击经济犯罪与改革开放同时推进的必要性。到1989年6月，为切实做出让人民满意的事业，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主要负责人谈话时，再次强调党和政府不仅要大胆地推进改革开放，更要审时度势地抓紧惩治腐败。因为改革开放与惩治腐败是相辅相成的，改革开放可以为反腐败斗争提供动力支持，而惩治腐败则可以为改革开放营造和谐良好的发展环境，两者不可偏废。为协调好改革开放与惩治腐败的关系，推动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相应的协调策略，那就是“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并将“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3] 314。唯如此，才能确保党中央制定出更加符合现实社会发展需要的政策与制度，才能更好地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一反腐斗争的基本方针不仅明确了廉政建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建设中的地位，而且逐渐厘清了改革开放和反腐败斗争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问题，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廉政建设的行动指南，纠正了当时党内部分党员干部“经济要上，纪检得让”的错误思想，推动了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和各个层面，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思想教育与法律规范并重，严惩党内腐败，提升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思想教育与法律规范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领导党内廉政工作，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方式。早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十分注重通过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律制度来加强党内正风肃纪工作，不仅在整风整党运动中积极引导党政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知识、中央文件与政策等，更是通过法律武器严肃惩治了张子善、刘青山等重大贪腐分子，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纯洁了党的队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党的作风建设，甚至将其提升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4] 358，阐明了反腐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坚持和保持艰苦奋斗革命传统教育”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工作思路下，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国家的反腐倡廉工作，严肃整顿了党内的腐败现象。针对党内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立足思想文化教育和法制建设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水平的提高，积极在全国开展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党的历史、毛泽东思想等政策与知识的教育和宣传活动，推动党员在不断的学习中提升自身素质，努力克服包括个人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在内的不良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十分注重党员自身文化水平和业务技能的提升。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领域的逐步开放，党中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需要应对国内国际各种复杂的问题和多变的局势；另一方面需要快速推动新时期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前进和发展，由此就需要大批具有先进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而在当时，“文革”导致的知识断层，使得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和管理能力明显不足，加之平反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的党员干部，大多年龄较大、知识结构老化、管理水平偏低，在领导和管理中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对此，邓小平曾有过清晰的概述：“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比如我们现在能担任司法工作的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专业警察，起码缺一百万。可以当律师的，当法官的，学过法律、懂得法律，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4] 263。为此，中央在1980年1月召开了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座谈会。会上，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校在认真分析干部队伍思想状況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培训和轮训，在培养共产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同时，注重提升党员干部的科学文化素养及业务能力。在同年制订的《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中，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了加强党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及为实现“四化”建设目标，尽快提升党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业务素养的重要性。此外，为增强干部队伍的活力，同时也为年轻干部拓宽晋升的空间，以提高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党的十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要逐步改革干部制度，以实现干部队伍建设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目标。1982年10月在《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决定》中，中央进一步强调要建立“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4] 248，同时也提出要逐步规范干部文化教育的相关制度及措施，努力将干部教育活动发展成为一项制度化、正规化、常态化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