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现代中国的西学东渐

　　在“文化热”“人文精神”讨论渐渐淡去之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兴起了民国学术史研究的热潮。而从陈平原、罗志田、王汎森、桑兵、章清、刘龙心等人在学界流传颇广的作品来看，当前民国学术文化史研究的显著精神特征乃是试图通过考察那段学术转型历程，为当代中国学术找到足以安身立命的伟岸“学统”，借此可以创造“更上一层楼”的“中国学术”。无论是梳理章太炎、胡适等学界领袖的学术革新行动，还是分析傅斯年、顾颉刚等胡适“学生辈”的学术精英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学术转型所投入的知识专业化努力，抑或是从政治、国家与文化传承等角度细心体会学术前辈们的“苦心孤诣”，都清楚显示了当前学术史研究的“学统”梳理与重建精神。
　　甚至“现代中国学术”几乎成了可以涵盖当前各路民国学术史研究的总体概念，以致走入其中的年轻人很容易认为，研究民国学术史就是争取能更深入地描绘胡适以来的“现代中国学人”如何创建“现代中国学术”。甚至可以说，民国学术史就是胡适、傅斯年等“现代中国学人”的学术建构史。尽管年轻人要想按此主题叙述出新的故事来，委实不易，因为像罗志田教授这样的高手都把陈寅恪先生1932年出清华招生作文题引发的“轩然大波”及其透露的社会演变动向，考得很清楚了（《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风波》，《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非得同时深入研究学术史、教育史、社会史和政治史，方可能描绘出这种以小见大的“现代中国学术”图景。
　　正是从上述民国学术史研究背景出发，我们非常看重年青一代的学术文化史学者叶隽的专著《异文化博弈——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因为这部专著突破了上述流行的理论模式，使民国学术史研究转向描绘另一种图景。近10年，叶隽穿梭于当代法国理论、民国学术文化史料与当代学人的民国学术史、思想史、留学史及教育史研究。如此有意建构自己的学术生活世界，皆是为了找到别样主题，实验重写民国学术文化史。现在，他找到了这一被我们简称为“三国演义”的主题：通过考察严复、蔡元培、李石曾等留英、留德和留法精英归国后的教育学术行动，辨析这三国留学精英身上携带的“英、法、德的文化张力”，探讨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场域”中的“异文化博弈问题”。
　　对于这一主题是否有新意，叶隽在《异文化博弈》一书的绪论中有过广泛考量。在他看来，陈平原、桑兵等其师辈学者都为认识“现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形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框架，但却似乎偏向“以自家为中心来看问题”。而陈卫平、张西平、赵毅衡等人的“西学东渐”研究同样显得“过于立足中国中心的思路”，且常把“英、法、德三国作为欧洲的组成部分来讨论，或试图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至于1980年以来的海内外中国留学史研究，虽可谓“风起云涌”，但“真正具有范式创新意义者，仍极少见”，许多尚未能像舒新城的开山之作《近代中国留学史》那样，把“留学教育的经验教训”总结好。
　　为了突破“中国中心”，叶隽决定描绘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场域”中的“英、法、德三国的思想文化张力”。而为了区别于常见的“西学东渐”研究，他又建造了这样一种理论进路：将“现代中国”视为“（西方）大国博弈平台”，从“西学全球化”和“现代性东渐”这两大“现代文明史”的演变趋势出发，借助于严复、蔡元培和李石曾这三大人物个案，具体考察英、法、德三国思想文化在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场域”中引发的种种“异文化博弈”现象及其影响。那么，经过此番奋力尝试突破的理论架构之后，叶隽要让我们关注哪些“异文化博弈”现象呢？
　　我们看到了严复如何学习英国思想文化资源，归国后怎样在“现代中国”进一步发挥英国资源及其功过是非；李石曾在法国留学何以成为了“文化浪漫主义者”，归国后如何利用法国思想资源发展、实践“侨学思想”和“世界主义理想”；蔡元培怎样吸收德国思想并借助于它在中国建构国民教育体系、发展伦理学和创办北京大学。可以看出，对于“西学东渐”这一内涵无限丰富的学术文化史进程，叶隽的确非常注意挖掘新见。将李石曾视为“文化浪漫主义者”，便让人感到意外。而在考察三人的跨文化交流行踪时，亦曾努力梳理学界忽视的历史细节（如李石曾对于狄德罗、卢梭以及法国社会和公共文化设施的认知），并留意从中引出一些可以拓宽、深化民国学术文化史研究维度的问题，如“留法精英”与“留日精英”的思想分歧，以及由此分歧导致的“中国政治思想消长起伏乃至政治权力博弈的格局”。
　　然而，更值得读者关注的还是接下来描述“北大场域的异文化博弈”场景以及李石曾和蔡元培为争夺教育领导权而形成的复杂关系。这部分以北大为中心展开的几派教育学术势力争斗的考察，堪称集中呈现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场域”中因各派留学背景及思想资源不同而酿成的近似“三国演义”的“异文化博弈”景观，而叶隽的叙述也深入揭示了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场域”中发展现代教育学术是何等艰难。幸好在此急躁喧嚣、内部争斗不断的“场域”中，还可以看到一群留学精英中有陈寅恪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学人曾真正深刻理解求知的意义与姿态，并以实际行动，为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树立起世界级的范式。
　　分析完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界爆发的群体性的激烈“异文化博弈”，叶隽还专门考察了严复传播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李石曾的“《新世纪》群体”与法国思想的互动情况，和李石曾在一片混乱中执意推行“法国大学区制”，以及拜伦、雨果、歌德这三位英、法、德文学家在中国文化界影响此消彼长的博弈局面。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叶隽的考察视野十分广泛，其中涉及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和教育史的许多议题，并且几乎每个议题都要置于中西学术文化的广阔空间中展开探讨。这显然对研究者的知识基础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否则许多议题都无法深入，甚至出现理解不够到位的情况。
　　比如，在分析蔡元培学习德国柏林大学模式时，提到彼时的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等美国大学领袖也是以“柏林模式”作为榜样，可人家看完“柏林模式”后，却找到了自己的大学模式。然而，由于没有掌握艾略特改革哈佛的一手史料，只是转引一本美国高教史著作中的些许话语，所以无法展开深入的对比分析。事实上，艾略特等人很快就注意到，德国大学的学术成就虽值得学习，但其办学模式却不适合美国，因为德国大学是国家投资，且国家不干涉学术，因此大学只需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但美国大学却截然不同，它没有国家投资作为保障，如果要发展，只能靠“有用的知识”到“市场”上去赢得赞助与支持。立足美国“国情”的艾略特恰恰率先发起了变革知识生产模式、向“市场”开拓发展空间的大学改革，制定了在保留古典人文教育的同时，大力推行“专业化”“市场化”的办学路线。“二战”后，美国大学凭借其更“有用”的专业化知识生产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崛起。而欧洲直到1999年签署《博洛尼亚宣言》，才决定放手，让欧洲大学到“市场”上与美国大学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