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长书

　　何不读读张伯苓
　　
　　关于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一场热烈讨论，余火尚未燃烬，而林林总总的论辩文字却已结集出版了。不管体制内外的反对声浪有多高，人事制度的改革方案还是启动了它的运作程序。值得注意的是，积极推行改革的倡导者也做出了明显的妥协，方案中文字的删减和某些表述的修饰，很是让人回味无穷。北大校长许智宏在教育部直属高校第十四次工作咨询委员会上曾承认，“这次关于北大师资人事制度改革的讨论事实上已远远超出了人事改革这一问题，而是涉及到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大学管理等各方面”。
　　其实，在近八十年前，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大学教育如何融合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等方面，早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在中国教育史上，这个人的背影却总是不那么“显眼”。若论张伯苓一生的教育成就，其手创的教育事业——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依然枝繁叶茂。所谓的不显眼是从中国教育史，尤其是大学发展史上的评价而言。一直以来，世人对张伯苓的称颂，多半集中于中等教育，南开具有现代性质的中等教育不仅起步早，而且成绩斐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主要是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教育成绩固然没有人否认，但是自南开大学成立起就不断有人嘲笑张伯苓的办学实践和理念。南开大学创校的时代， 正是民主、科学倡行，新文化运动勃兴的时代。“文以治国”虽是张伯苓办学理念之一，但南开有文科而无中文系，不时的讥讽之声充盈于耳，所谓“张伯苓文笔不通，不注重中文，以致整个学校鄙俗不堪”等等。
　　“理以强国”亦是张伯苓的教育理想之一，但在办学路数上，南开的道路显然与众不同。长久以来，一九二八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是被“忽视”的研究南开的重要文本，这篇文字所阐扬的道理及教育理想，是极其浅显易懂的，是很普遍的常识。那就是，要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同时，注意到本国文化教育的固有特点和社会环境状况，应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中寻找发展的道路。针对南开的发展，张伯苓力主“土货化”，“‘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精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概括起来，就是“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知中国，服务中国”这句话乍听起来，也许太平淡无奇了，实白得会让人不屑一顾，然而中国人做事往往好高骛远，不能切近实际，愈是埋头实干的人，愈是不易受到注意。常识，人人都知道，但未必都能注意到，在实践中，更未必能将其落到实处。
　　中国的一些事情往往表演色彩太重，不是喊口号的人多，做事情的人少，就是干事情的人容易偏重于理想主义，总是眼高手低。不错，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是大师聚集的地方，但大学也是培养干才的地方。张伯苓的不同，便是在“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出台后，张伯苓为了落实所提出的目标，着手在大学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南开的“知中国”方针真切地落实在了社会调查实践上。“一方面开设有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当代学术发展的课程”，如“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乡村建设概论”、“西洋文学当代人物”、“化学问题之研究”等；“另一方面增强应用性课程”，文科各系增加“公文程式”、“新闻习作”、“讲演术”等课程，商科加强商业金融实践训练，增加“办公室管理”、“人事管理”、“售货学及广告学”、“工商实际问题”等课程。更主要的是，南开“组织学生到天津市各大银行实习，调查津埠商业贸易，主修农业经济的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阳初创办的平民教育工作”。到三十年代，南开学生“共调查了天津各种机关单位一百多个，学生足迹遍布工、商、文、教、交通、通讯、新闻、社会部门及司法、军、政乃至外国租界”。调查并非徒具虚名式的参观，张伯苓曾主持成立“社会视察委员会”，调查前由教授根据课程性质确定调查方针，由教师带领学生有针对性地深入社会开展工作；调查后学生要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并组织汇报讨论，约请专家评定。最后，师生就若干问题深入研究，进而发表报告。如此注重实际，又不失科学态度的调查活动，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依然不乏借鉴意义。
　　“黜空谈、重实干”并不是南开的“专利”，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南开走得确实扎实而又迅速。“服务中国”，立竿见影。南开大学于三十年代初相继成立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经济学院，均着眼于服务国计民生，学校曾广泛地与天津电灯电车公司、天津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建立联系，实行互助，“以我之学识，易彼之经验”。当年南开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创立，则堪称独步国内。编纂、分析中国重要经济与金融统计数字，深入农村进行农村经济研究，积极协助开展乡村平民教育运动，均是南开经济研究所从事的重要活动。张伯苓尝试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为经济服务的探索，则以成立应用化学研究所为代表。该所定名，突出强调“应用”二字，其目的“在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上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其出口之质量，俾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
　　有意思的是，“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南开教育理念的提出，其远因肇始于类似北大师资人事制度改革的事件。一九二四年南大学生宁恩承发表《轮回教育》一文，批评当时中国留学教育存在的弊端，即教育界存在的两种现象，学校教师的所谓学术经历，一是“自中学到大学，自大学再转到中学的圈子”；一是“在美国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回家来，做一个大学教员”，教出一班“姑妄听之”的学生，“毕业后也到美国去，混个什么M，什么D，回来依样葫芦，再唬后来的学生。后来的学生再出洋按方配药。这样循环下去，传之无穷”。文章末尾，作者对于这种教育的作用提出质疑，“‘轮回教育’能救国吗？”上述表述，与今天“留美近亲繁殖”的提法何其相似。在当时，宁文的发表引起了南开大学具有海外教育背景教师的不满，教师们以辞职相威胁，南开的师资人事危机险些发生。此次事件后经低调处理而化解，但却促成了南开放弃机械照搬欧美教育模式，进而推进她走上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土货化道路。
　　而在南开推进土货化发展的同时，另一个现象亦尤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南开土货化进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诸多教师，却是有着海外教育背景的“海归人士”。从经济研究所的何廉、陈序经、方显廷，到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张克忠、张洪沅；从文科的徐谟、蒋廷黻、黄钰生，到理科的姜立夫、邱宗岳、杨石先等等，这些教师虽均出身海外名校，但并没有以“贩卖”西洋知识获取名利，却在南开走出了一条贴近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之路，成为各学科中的领军人物。蒋廷黻在后来的回忆讲：“我是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年轻博士，每一想到哥大教授们教给我的伟大理论和南开的情形，我就不耐，有好几次要发火。我认为张本人和南开太土、太保守。其他一些年轻人也和我有相同的看法。经过深思，特别是若干年后，我对张氏反倒越来越崇敬了。事情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高度的知识水准。我想即使张伯苓改换了他的生活方式也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其实，从后来的发展看，南开的土货化是尊重中国传统经验和注重现实环境的，正因为此，南开的成绩才显得实实在在。
　　一般来讲，大学制度与大学理念时常处于矛盾状态，制度不会臻于完善，而理念却又总要至臻至善。蔡元培先生曾于一九二七年前后，力倡实行大学区、大学院制度，其初衷就是希望能以教育学术化取代教育官僚化，保持学术界纯正的学风，坚守学术自由的传统。然而，当年蔡的美好设想，也遭到了学术界内外的强烈反对，且在中国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贴近中国本土，不仅要从学术研究上着眼，也要考虑到中国现实中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当年南开大学借助社会力量办学，接受军阀、政客的捐助，曾有学生、校友提出批评，认为此举有辱大学的清誉。但严修和张伯苓也有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南开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即“盗泉之水可以濯足”和“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大粪浇灌出来的”。这些看似轻松的话语，其实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和深远的办学理念。
　　现代大学的发展，究竟是制度上出现了危机，还是没有树立起正确的理念？这恐怕就是引发北大人事制度改革论辩的实质问题。有人曾指出，“大学发展过程中理念与制度的不同步性是其达到同步的基础和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同步性是大学发展的真实状态”。（《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梁吉生著，山东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既然如此，与其坐而论道，不如在实践中检验真理。
　　今年是南开学校成立百年纪念，南开大学成立八十五年纪念。通过重温张伯苓的教育实践与思想，引发人们对于大学发展的一点思考，也算是不浪费先人留下的一份遗产吧！
　　
　　首任教育总长的影响
　　
　　作为教育行政官的蔡元培，很清楚地意识到察纳雅言的重要性，初任南京政府教育总长，即造访陆费逵，恭听见解；对上书的王云五，更是延揽入部，用其所长。没有大公无私之心，没有开阔豁达的气局，是不可能做到的。所谓“允公允能”，蔡公之谓也。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举行，蔡元培作题为《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之开会词》的演讲（载《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它与《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颇有不同，后者是述职报告性质，所以言简意赅，直奔主题，谈方法与策略；这里则不同，面对全国的教育界代表，需要展现的是新任教育总长的风采，所以必须充分表达出一国新任教育长官的理想、思路与策略。在向参议院阐述思路的同日，教育部即通电各省，谓：“本部为征集全国教育家意见，讨论至当，……特开临时教育会议于北京，以阳历七月初十日至八月初十日为会期。……各省应各推选二员，以曾受师范教育办学三年以上者为合格，务于开会期前五日到京。”（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如果考虑到民国初创，而教育部又是临时北迁的背景，我们可以想像作为教育行政首长的蔡元培是如何的“步履维艰”。既要接收前清学部，又要商订官制，更要延揽人才，筹划教育行政大计。但在这一端绪众多的创业过程中，蔡元培所表现出的那种理想主义情怀，实在让后人感慨不已。他组建教育部，所奉行原则为“能者在职”，同盟会中人，如大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就对他颇有怨言，怪其“对于本党老同志不肯特别提拔”。但这种“谋事不谋人”的态度与做法，恐怕也就只能放在蔡氏身上，换了别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头破血流”的。
　　蔡氏在临时政府北迁时，坚辞续任，并推荐范源濂以代，范电辞仍荐蔡。三月二十六日名记者血儿（徐天复）在《民立报》上发表《挽留蔡孑民先生》：“先生学问道德，海内夙所钦仰。先生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国民无不为民国教育前途庆。今先生专使回南，绝意退闲不仕，……先生之高风让德，诚足尚矣。然一念教育至重，先生又何忍固辞也！统一政府行见成立，……教育则为立国根本，……先生任之，则全国教育振兴，国基巩固；先生而独善其身，则全国青年俱将失学，以虚掷其宝贵之光阴。先生之进退所关如此。责先生以大义，先生当恍然不忍以清福自享矣。”
　　蔡元培留任教育总长，当然不会只是因为这篇文章。不过，不以清福自享、谋国以诚，倒确是蔡氏的初衷。他这么想了，也这么去做了。他邀请共和党人范源濂出任教育部次长，既不顾忌两党在朝在野的身份，也不在乎是否委屈对方就任的乃一事务官的位置，因为在蔡元培眼中，“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邀范源濂任教育部次长的谈话》，载《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之所以这样做，固然看重的是范氏的人品能力，考虑的还有中国教育的百年大计，因为政党可以轮流执政，与其到时对方将政策大做变更，不如“现在我们共同负责”。其所利者，国家之教育大计也。近百年之下，见到蔡氏这样远见卓识而勇于承担的历史意识，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所以，这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蔡氏一方面强调“此次教育会议，即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另一方面更注重民国时代教育原则的议定。所以，蔡氏开宗明义，即强调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教育的本质区分，要求“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换言之，即以学生为教育的主体。进而由此推论，合盘端出其“五育并举”的思路，强调“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虽然是以开放的心态邀请四方同人共商大计，但主事者对于基本教育方针却显然是“胸有成竹”，并非一切都是“白纸绘图”。所谓“不破不立”，除了立起“五育并举”的基本方针之外，当然就有“废孔分经”的霹雳手段。周作人说：“蔡孑民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南京临时政府任教育总长的时候，首先即停止祭孔，其次是北京大学废去经科，正式定名为文科，这两件事在中国的影响极大，是绝不可估计得太低的。”（周作人：《蔡孑民》，载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周作人这一判断相当准确，对于以建立民国教育为己任的蔡元培来说，虽然表面上一派君子儒雅、谦谦风范，但其实内里很有定见和主张。在这关系未来教育大计的全国教育会议上，他再次巩固、扩大与敲定废孔废经的基本主张：“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这篇演讲发表于《教育杂志》第四卷第六号，一九一二年九月出版，应该说相当集中地表达了蔡氏确定民国教育基本方针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