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路红色印痕

　　上海闸北区东部的宝山路，呈斜行向，南起天目东路，北迄同心路，沿途多为民居。该马路修筑于1875年至1908年间，长1756米，宽13.3米至32米，虽不属于繁华街道，但这里曾有受人瞩目的大型出版企业，也有革命旧址。
　　因“宝山”而得名
　　一般认为，宝山路在晚清铺成时，因位于宝山县境而得名；但不少年长的本地段老居民则坚信，它的名称寄托着人们对长江口古代大型航标“宝山”的深深感念。
　　在明代前期，随着进出长江口的船舶不断增多，为了确保航运安全，吴淞口一带亟需醒目的导航标志。于是，在永乐九年（1411），督办海运的陈瑄上疏明成祖朱棣，提出在此“立堠表识”，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第二年，这座被誉为“宝山”的原始灯塔，便在百姓的急切期盼中诞生了。“宝山”基部以巨木为桩，上垒大量石块和泥土而成，四周树林苍翠、花卉吐艳；顶巅不仅有设计巧妙的用于导航的烽堠，还造了观音殿、龙王庙，春秋时节拾级而上的游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多次从太仓刘家港启碇下西洋，都经过吴淞口出海，“宝山”也成为其大型船队的重要导航标志之一。宝山路的得名历史因缘悠久。
　　商务印书馆诸多第一
　　宝山路499弄位置，曾是我国近现代颇为重要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大型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所在地。
　　商务印书馆在我国出版印刷史上创下许多“第一”，如1900年首次采用纸型印书，1903年首次采用著作权印花，1907年首次采用珂罗版印刷，1912年首次采用电镀铜版，1913年首次采用自动铸字机，1915年首次采用彩色胶版印刷，1919年首次采用机器雕刻字模，1931年创制传真版等。可以说，我国早期的先进印刷设备和技术几乎均由商务印书馆率先引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学者、作家蒋维乔、杜亚泉、叶圣陶、胡愈之、茅盾、郑振铎、竺可桢、任鸿隽、朱经农、陶孟和、何炳松、周建人、王伯祥、顾均正等均曾供职于此。
　　陈云早年因家境贫寒，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据张行恭的《我推荐陈云进商务印书馆》回忆：“自从当了学徒后，其记忆力之强和做事的谨慎细心，较子宏当年，更为上进。也因为接触外国人直接购货关系，去上夜校补习外语，不到三个月，成绩已斐然。从此，其他各部门，也要他去整理刷新，常常争相调用。”在“五卅”惨案发生时，商务印书馆成了党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陈云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上海《时报》于8月24日发表报道《职工会委员长之谈话》，其中说：“昨日据该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廖陈云（即陈云）声称，自前日至今，公司方面虽屡有人来此接洽，但均非正式……工会方面，确认为有组织工会之必要，其理由有二：增进公司与员工之感情；排除公司与员工之种种隔阂。故先邀公司承认工会，然后再开谈判。”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多次在陈云等陪同下，到商务印书馆召开党员和工会骨干会议。1982年2月，陈云曾怀着激情题词：“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事业单位。”
　　1932年1月28日午夜，侵沪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兵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带，十九路军奋起反抗，悲壮地拉开全国抗战的序幕。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之中，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等均被毁。
　　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
　　393号位置，是五卅运动期间的上海总工会机关所在地。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枪杀顾正红，呼吁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百余人。大批群众聚集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疯狂开枪射击，当场死伤几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连夜举行会议，决定发动“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像火山般爆发了。
　　6月初，正在青岛领导日商纱厂工人罢工的刘少奇奉命迅速赶回申城。他作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与李立三、刘华等并肩战斗。那时，上海总工会机关设于闸北宝山路宝山里2号（今宝山路393号）。刘少奇夜以继日地忙碌，为了方便起见，他在上海总工会机关旁边租了一个小房间，作为卧室兼办公室。6月20日，刘少奇在宝山里2号主持召开全市各行业工会代表大会，进行紧急部署，60多个基层工会都派人参加，并通过了相关决议。
　　刘少奇在负责上海总工会期间，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据《上海总工会代表会议记录》显示，在7月底至9月中旬，刘少奇曾多次举行企业工人或工会代表会议：第一、二次是华商纱厂工人代表会议，他向大家谈了应采取的策略；第三次是英商电车工会全体代表会议，他针对英国巡捕又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打伤工人的新情况，提出三点对策即“要联合各界起来抵抗”、“要求政府提出交涉”、“对英厂罢工仍坚持下去，并要扩大”；第四次是英商工厂工人代表会议，他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暴行，并与大家商讨了下一步行动。在艰巨的斗争中，刘少奇积极依靠各级工会组织，善于将党的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正确结合，既沉重打击了敌人，又全力维护了工人群众的利益。9月18日，上海总工会突然被军阀当局查封，刘少奇不顾个人安危，又在别处重建秘密机关，继续坚持开展工作。
　　在“五卅”运动中，刘少奇忘我的革命精神受到工人群众赞扬，10月16日出版的《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发表题为《刘少奇的奋斗》的通讯：“本会总务科主任刘少奇在本会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度，使病势更重。而刘少奇不仅不因病辞工，更日劳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家中接洽各项事件。昨日刘君与某工友云：‘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乎平日工人组织公开的时候，看他的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以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