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研究刍议

　　摘要：“国学教育”虽然是当代学界的流行语，但大多是在一种似乎“不言自明”的模糊状态中使用，很少从史学和教育学的学理层面进行分析。通过对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的探讨，提供一个近代思想家“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相关联的分析视角，探索民国时期梁启超“国学教育”的基本内涵和国学研究中的教育意蕴。
　　关键词：梁启超；近代国学；国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3－0119－05
　　
　　国学与国学教育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国学已“约定俗成”为传统的“中国学术”。更多地分属于历史学和哲学研究的范围；国学教育则是探索如何把传统学术如何有计划地纳入现代教育体系中，现代教育学学科责无旁贷。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教育始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国学教育出现了难得的“少年气象”。因此，从教育史的角度梳理国学教育辉煌时期的合理内核，对于当代的国学教育有重要的启迪。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国学教育的拓荒者。
　　倘若从事中国近现代国学教育史的研究，梁启超无疑是最佳的切入点。教养、学识、才情、勤奋、毅力等各种因素的耦合，促成了梁启超30岁就具备了对传统文化“从头说起”的魄力和胆识，这一年开始写作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贯通今古、旁揽西学，把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演变写得波澜壮阔、气势恢宏。文章的发端部分更是大气磅礴，如重槌击鼓，催人奋进：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吾当草此论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
　　……故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泰西虽有希腊梭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诸贤，然安能及我先秦诸子。)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我国之学术思想，虽稍衰，然欧洲更甚。欧洲所得者，惟基督教及罗马法耳，自余则暗无天日。欧洲以外更不必论。)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虽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
　　这篇文章发表时间是1902年，新世纪刚刚开始。
　　世纪更替，强化了时间流徙和历史变迁在人的心灵中的投影。跨越世纪，常常伴随着人们审视历史、民族和自我角度的重新调整。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纪更替的自觉意识首先表现在以“20世纪”命题的文字日益增多。对近代中国人来说，19世纪中叶以来因战争的失败带来的民族全面危机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一时间“变动”、“变局”、“变端”、“创事”、“创局”等概括性术语应运而生，体现着一颗颗恐慌不定的心灵。甚至不少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最后防线也被冲破，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都成了问题。“忧时之士愤神州之不振、哀黄民之多艰，以为中国之弱，弱于中国之学；中国之学必不足以强中国。”于是产生了国学必亡的焦虑。但梁启超的笔下，一改“老大国”的幕气沉沉和哀伤之语，横扫因战争失利笼罩国人心头的阴霾。尤其是面对刚刚到来的20世纪，梁启超更萌发了一种国学将与之复兴的“世纪更替”意识。
　　20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梁启超就以“少年中国”为题，写就了回肠荡气的《少年中国说》，“少年中国”说一扫“面皴齿尽，白发盈把”的老大帝国形态，展示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中国形象。在“少年中国”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创世纪的激情、精神和力量，一种创造生命和“挟山移海”的国家形象。作为探索“少年中国”生命创造的一部分，梁启超发现了从国学中可以汲取国人自信力和爱国心的力量源泉。因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之大势》集中反映了他在国学问题上的最初思考。他引领国人看到的是一个可以与世界之文明相激、相射、相交换、相融合，绽放五光十色之异彩的中国学术文化，看到了区别于“政治世界”的一个学术世界。在学术世界的时空中，梁启超为中国学术的辉煌丽鼓舞，抑制不住弘扬国学的兴奋和冲动；
　　吾欲草此论，吾之热血，如火如焰；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气焰之何以湓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生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思想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虽欲歌舞之，乌从而歌舞之?区区小子，于四库著录，十未睹一，于他国文字，初问津焉尔，夫何敢摇笔弄舌，从事于先辈所不敢从事者?虽然，吾爱我国，吾爱我国民，吾不能自己。吾姑就吾所见及二，杂写之以为吾将来研究此学之息壤，流布之以为吾同志研究此学者之筚路蓝缕。天如假我数十年乎，我同胞其有联袂而起者乎，伫看近世史中我中华学术思想之位置何如矣?
　　正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这种独特魅力，以及梁启超这种对于本国学术的自尊、自爱和自信的态度，推动着他毫不动摇地走上了国学教育之路，承担起“播种之义务”：
　　顾吾侪今日，只能对于后辈而尽播种之义务，耘之获之，自有人焉，但使国不亡，则新政府建立后二十年，必将有放大光明、持大名誉于全世界学界者，吾调诸我先民，吾能信之!……虽然，吾更欲有一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僮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
　　不言而喻，民族主义立场和爱国主义情怀。是梁启超从事国学教育的原动力，这原不必需要做太多的解释。
　　承担西学传人者固然应有“邃于国学”的基本功，进行国学研究和从事倡导国学教育更必须具备“邃于国学”的修养。梁启超虽然多以“区区小子”、“难以胜任”自况，也有对自己学术上“病在无恒”自责，但刚刚而立之年的他写就的《沦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实第一部有统系之中国学术史，一气呵成，前无凭借，非有绝伟之识力，其曷能与于斯?”世人赞叹这种对中国学术“从头说起”的气魄，也惊叹他学术功力之深厚和笔力之雄健。从1920年欧游归来到1922年双十节前仅仅用两年半的时间，除在清华、南开担任功课及各地巡回讲演外，其著述(主要是国学方面)约有一百万字。他自己曾在《梁任公近著第一辑》的序上统计过：“已印布者，有《清代学术概论》约五万言，《墨子学案》约六万言，《墨经校释》约四万字，《中国历史研究法》约十万言，《大乘起信论考证》约三万言。又三次所辑讲演集约共十余万言。其余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