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豪杰魁”:胡瑗

　　摘要：本文是关于宋代大儒胡瑗先生潜心治学和诲人不倦的非凡教育人生的叙事，以详尽的史料厘清了名满天下一代宗师的教育思想脉络及历史贡献。
　　关键词：中国教育史；专题叙事；胡瑗；豪杰魁
　　中图分类号：G４２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１）０２-00５５-0４
　　
　　“人过留名。”一个人能够得到从皇帝到同侪，从门生到吏民的交口赞誉，可谓备极盛荣。
　　北宋的胡瑗（安定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宋神宗赞之曰：“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王安石誉之为“天下豪杰魁”。朱熹认为其一生事迹可为“百世之法”。明末清初的颜元提出儒者士人“当远宗孔子，近师安定”……
　　口碑载道，这是怎样的荣耀啊！
　　且让我们走近这位先贤，走进他的世界。
　　
　　平生行迹
　　
　　胡瑗，祖籍今陕西子长县的安定堡。公元９９３年（宋太宗淳化４年）生于今江苏如皋市。他自幼聪颖好学，７岁善属文，１３岁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但因家境衰微，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为了求学，胡瑗毅然辞别家人，径自北往泰山，这一年，胡瑗大概二十五岁。他与孙复（字明复，今山西临汾人）、石介（字守道，世称“徂徕先生”，今山东泰安人）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深造，潜心研习圣贤经典，１０年不归。
　　古代的文人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隋文帝始开的科举考试差不多是文人进阶的唯一途径。胸怀鸿鹄之志的胡瑗当然希望能通过科举一举成名，奇怪的是，几次科考下来，才华出众的胡瑗总是名落孙山。胡瑗在４０岁时断然放弃了科举意念，返回泰州城，在华佗庙旁的经武祠（今江苏省泰州中学初中部）办起了一所书院（私塾），并以祖籍安定命名，称安定书院。这，掀开了胡瑗３０多年从教生涯的第一页。
　　１０３４年，４２岁的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时值范仲淹被贬该地任知事。翌年范在南园开办郡学后，聘他为首任教席，并让自己的儿子范纯佑拜到胡瑗门下。胡瑗到任后，随即制订了一套严格的校规，郡学很快就成为全城各地学府的楷模。
　　１０３６年，经范仲淹的引荐，４４岁的胡瑗以布衣身份，与知杭州的音乐家阮逸同赴开封接受宋仁宗召见，奉命参定声律，制作钟磬，三年乃成。随后被破例提拔为校书郎官。
　　１０４１年，胡瑗调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观察推官时，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家奔丧。翌年复出，改任保宁（今浙江金华）节度推官。不久应湖州（今浙江吴县）太守滕宗谅之邀，到当地的州学任主讲教授，以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其间创立了卓有成效的在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苏湖教法”。
　　１０４４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并效法湖州的办学经验兴办了一所中央太学。
　　１０５０年１１月，朝廷再次更定雅乐，仍诏胡瑗与阮逸进京主持，并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以３年时间完成。
　　１０５２年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主讲教授），晋光禄寺丞。被征为太子中舍，后以殿中丞身份致仕（封建时代的官员退休）。任教期间因学识渊博且教学得法，备受学生的欢迎并敬重。
　　１０５６年，６４岁的胡瑗晋升太子中舍暨天章阁侍讲，成为了当朝太子的导师。同时兼在太学协助博士的考教训导与执掌学规。此时，他虽身为朝廷命官，却始终保持师生平等，常与学生切磋交流，在校园里形成了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他深得学生与朝中上下的敬重，被视为一代宗师。
　　晚年，胡瑗依旧苦读勤教，并参议朝政。１０５９年终因积劳成疾而卧床不起。后经仁宗皇帝钦准，领太常博士衔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疗养。临行前京城轰动，相送者“百里不绝”。不久即病故，被朝廷追谥“文昭”。
　　
　　一代宗师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集教学理论、实践和改革于一身，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
　　《宋史·胡瑗传》说：“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依然熠熠生辉。
　　（一）确立了培养“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
　　胡瑗有一段广为引用的话：“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这是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一名《松滋儒学记》）中的开篇文字。他从“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发，揭示了人材、教化、学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教育。胡瑗认为，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二是如何办教育。他认为，一要“师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于“民”；三要地方行政长官兴办学校。北宋初期，教化不兴，风俗偷薄，当时的科举制度崇尚声律浮华，以诗赋取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土”的风气，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认为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这种“立学教人”的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二）强化“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
　　胡瑗力倡“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应该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他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三）力主州县办学，推广普及教育
　　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
　　面对宋初“轻教育”的状况，胡瑗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和“兴校”的重要性。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实现太平盛世的政治理想。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慨然下诏全国，要求各州、县兴办学校。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四）开创了分科教学的先河
　　胡瑗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这是他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内容，是对中国古代教学制度的一项重大革新。他在中国教学制度史上第一次把民、兵、水利、算历等军事和自然科学知识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之中，与儒家经典取得了同等的地位。是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独特贡献。
　　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他把“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选入经义斋；凡入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