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卖掉国有企业一样卖掉公办大学？

　　以有限的公共高等教育财政能力承担如今已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既显吃力，也无必要。与其国家办这样多的大学，不如放开让民间办，把办大学的空间留给民办，国家集中精力财力办好义务教育。
　　2007年3月1日下午，在北京理工大学，《2006年中国教育蓝皮书》首发式上，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语出惊人地提出，国家可以考虑在合适的时候，谨慎地尝试着将一部分公办大学卖给民间。身为教育学博士生导师的朱永新，在今年的全国政协年度例会上，提交一则提案，呼吁国家尽快解决高校巨额负债，并建议国家着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将引进民间资本作为削平中国大学债台高筑的策略之一。卖大学，债转股，疏解债务危机
　　北京消息人士称，数日前，教育部高级官员在与全国政协的一次座谈会上，透露出中国最高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中国公办大学债务的忧虑。
　　朱永新在他的提案中，建议由财政部、教育部、审计署及相关金融部门联合成立专门委员会或调查组，对全国高校贷款负债依法全面审计、普查摸底。他说“中国大学到底欠多少债务，像个谜，没有人知道。”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5年以前，中国公办大学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2000亿元。2005年之后，大学债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随着大学规模急剧膨胀、高校新校区建设的突飞猛进，越发惊人。朱永新援引相关人士透露的数据说，时至今日，这一仍在不断刷新的数据，可能在4500亿至5000亿元之间。
　　朱永新说，公立大学直接向商业银行大规模贷款办学，赤字运作，在我国历史上是一项从未有过的尝试，有其合理的历史背景，也正面推动过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但盲目借贷、铺张浪费、管理缺位、违规操作、道德风险等贷款办学的弊端，也使得疏解大学债务变得迫在眉睫。少数大学运行经费和教师工资被银行冻结，高校银行贷款的巨大负担，已经将一些高校拖入濒临破产的边缘。
　　朱永新认为，对部分负债严重、无力偿还贷款的学校，可以采取“债(贷)转股”的形式，用优惠的政策鼓励民间资本介入，建立新型的股份制高校。卖大学所得，1／3支持重点发展的公办大学，2／3由贫穷的义务教育分享。
　　朱永新说，“穷国办大教育”是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以有限的公共高等教育财政能力承担如今已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既显吃力，也无必要。与其国家办这样多的大学，不如放开让民间办，把办大学的空间留给民办，国家集中精力财力办好义务教育。
　　“就像国有企业改革那样实行债转股等办法，债权变股权，实行股份制，然后国家对其盈利去向等进行控制，或者扩大教育科研，或者转移支付贫困生等等。”
　　
　　卖公办大学，办真正的民办大学
　　
　　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民办大学问题频频曝光于媒体。先是江西蓝天学院以“回扣”方式，鼓励在校学生离校招生，而后是西安欧亚学院就业率造假，继而是北京民办大学打着知名大学的旗号，招揽高考落榜生，接着是湖北一民办大学因为毕业证和学生的期待有落差，酿成大的群体性事件，最后是江西赣江学院和江西服装学院这两所民办大学的学生，因为毕业证得不到教育部的承认，发生震惊世人的校园群体性事件。
　　朱永新说，民办大学自身确实有很多问题。但这不是公办大学不能转成为民办大学的理由。针对一些学者担心，“国家卖掉大学，会不会导致高校只是追求利润而忽视教学质量?”朱永新说，教育不是企业生产的产品，人们对其质量品质非常敏感，你不提高质量，人家就不来上你的学校，学校只能是要么辉煌要么死亡，没有假冒伪劣的次品可以长存。唯利是图的学校一定会死亡。
　　朱永新在去年提交全国政协的提案中，即建议国家积极而谨慎地试行大学转制。在大学转制的过程中，要鼓励现在的民办大学与原来的公办大学合并，用民间资金收购属于国有资产的公办大学。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可以暂时保留部分股份，今后逐步退出。
　　朱永新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公立高等学校的转制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高等教育是以民间力量为主的。在国外，高校的80％以上是民办学校，而我国80％以上却是公办学校。这既占用了大量的教育经费，又制约了基础教育的发展。
　　他举了一个省的例子说，2002年的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60多亿元，其中高等教育就占去了60多亿元。一所大学的投资，往往相当于100多所农村小学的经费，甚至更多。高等教育花费了相当一部分本来就非常有限的教育经费。全国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专家杨东平说，目前民办大学专科以上大学生不到10％，本科以上几乎全是公办的，特别是地方省市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过多，严重地挤压了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其实，义务教育基础教育才真正是公共品，必须由政府负责，而政府却将很大的精力放在了大学上。所以改革势在必行。
　　
　　“卖掉一部分公办大学，是可能的。”朱永新说，专家们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是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其实且不说那么多的企业成功地实行了转制，与大学性质相近的众多的科研院所也成功地进行了改革。我们应小心行事，但不应该因噎废食。二是关于有没有资金进入的问题。中国民间资本的力量非常强大，我们应该为民间的资本寻找更多的机会。
　　
　　卖大学的好时机到了
　　
　　在3月1日的北京理工大学，朱永新再次申述了卖掉一部分公办大学的主张。
　　他建议，国家办好10所一流国立高校，每省办好1～2所省属高校，有条件的地市办好1所市属大学，其余的大学逐步进行各种形式的转制；国立大学要面向全国公平招生，省属和市属大学可对本地区学生实行适度优惠入学政策。其余的转制大学完全自主招生。
　　卖大学以后得来的经费，1／3给国立大学改善办学条件，聘请世界一流的教师，让他们缩小与世界著名大学在经费上的巨大差距，真正地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另外2／3用于中小学，在国家短时间无法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的前提下，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选择一所国内排名前五位的大学进行转制试点，”朱永新大胆地设想，“允许民间资金进入相应的学科，从学科、学院先转制，最后建成若干民办学院组成的新型民办大学。”
　　《2006年中国教育蓝皮书》主编杨东平教授，不赞成“卖掉大学”的提法，他更愿意叫“公办大学改制”。他说，他带的学生就在研究这个问题，他预言大学改制是必然的趋势，迟早会走这一步。“大学是非常昂贵的投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或者有能力包办之。中国公办大学通过改制民营化是早晚的事儿。”
　　杨东平提醒与会者注意的是大学改制的制度安排问题，要在制度上鼓励教育部门改制的积极性。比如，大连外国语学院是较早试点改制的大学，但是因为财政厅的食言，使教育厅积极性挫败而试验夭折了。大连外国语学院1998、1999年就提出转制，原来辽宁省给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拨款比如是100万，后来转制，取消省财政的拨款，按照准成本收费，大连外国语学院收费8000元，做了两年之后，省教育厅没有积极性了，为什么没有积极性呢?教育厅的想法是，按照这种方式，取消行政拨款，省下的省财政拨款，如果让教育厅来把节省的这部分钱去发展义务教育，或者办其他学校，但是省财政厅不拨款了，省的这部分钱也不给教育厅，教育厅本身就没有再进行大学改制的积极性了。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非常赞成卖掉大学。他说，高等院校本身就是非义务教育，非义务教育就不是强制的，应该与义务教育区分开来，与义务教育相比，高等教育的公共品性较弱。
　　他认为可以采取合股方式、股份化方式等等，借鉴国有企业改制的方式，也可以使国立、省立、市立大学共存。他说“至少50％的大学不应该是政府包办的。”
　　那么，“卖掉大学”如何卖?
　　顾海兵说，要考虑经济安全，那些担负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肩负国家经济发展重大战略的产业的教育项目和学校，就改得慢些，慎重些，其余放开。
　　“慎重当然是对的，但时机很重要。”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林莉女士说：“目前高校出现了债务危机，一些学校陷入还贷高峰期，我认为这恰恰是高校进行转制的好时机。”
　　(摘自《经济观察报》2007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