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及其廉政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

　　［摘 要］ 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积极开展廉政建设，他重视从思想教育上、制度建设上来加强和确保廉政建设，同时在中央苏区领导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斗争中进一步巩固了廉政建设的成果，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经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得以初步形成。
　　［关键词］ 毛泽东 中央苏区 廉政建设 廉政建设思想 初步形成
　　
　　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尽管新型的工农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是中国历史上最大限度的代表人民利益、让工农兵普通群众第一次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革命政权。但是新政权建立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处在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侵蚀骚扰之中，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等腐败现象，伴随着新生政权的产生就时有出现。这些现象不仅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增加了政府的开支，加剧了根据地经济的困难，给苏维埃政府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为了维护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威信，毛泽东积极地领导开展了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在如何遏制和惩处贪污腐败、建立廉洁政府问题上开始了积极地思考和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初步形成了他的廉政建设思想。
　　
　　一、重视通过思想教育加强廉政建设
　　
　　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根源主要是主观主义造成的，是剥削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所以要搞好廉政建设，最根本的是人的思想问题。只有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才能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才能做到自觉自律，才能保证党的廉洁。
　　其实在中央苏区时期，苏区干部那种不计报酬，一心奉献的精神，一方面来源于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来自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广大干部进行的廉政思想教育工作。
　　早在1929年，为了使新党员具有廉洁奉公的思想素质，毛泽东就特别把“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1］作为新生分子入党的条件写进了《古田会议决议案》。“没有发洋财的观念”这一条实质上就是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党员同志具有廉洁奉公的思想素质。
　　所以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意识到对苏区党员干部进行廉政思想教育的重要作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举办各种训练班和学校，大力培养党员和干部。此后苏区相继创办了党校、红军学校、苏维埃学校和其他干部学校。1933年3月，苏区中央局和政府、共青团工会联合主办了由任弼时任校长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这些学校的创办为教育广大领导干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十分注重舆论所起的思想教育作用。当时中央苏区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是通过党的喉舌《红色中华》、《斗争》、《红星》、《青年实话》等报刊开展的。这些报刊特别是《红色中华》经常刊登毛泽东关于苏区廉政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报告以及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惩治腐败的各种文件、命令，对于反贪污腐化过程中查出的各种案件给予及时的报道。同时对那些克已奉公、清正廉洁的典型予以表扬。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拿活的样板给他们看。”［2］毛泽东最痛恨官僚主义，面对苏区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他说:“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3］
　　另外毛泽东还十分注重教育广大领导干部要以群众利益为重，为群众谋利益，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自觉克服各种贪污腐化现象。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他一再强调，“我们对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4］。并要求大家向长冈乡和才溪乡学习（毛泽东曾把自己写的两个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发给部分领导干部），同时指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5］毛泽东运用比喻的手法，把人民群众比喻为铜墙铁壁，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群众观点、要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的观点。
　　毛泽东还教育大家要厉行节约，他多次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6］毛泽东把贪污和浪费提到了犯罪的高度来认识，同时指出反对贪污和浪费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求大家在今后不能放松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932年2月17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3号通令。《通令》要求，所有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不要浪费，以免多耗经费。同时指出，我们要坚决地同那些浪费金钱，滥耗政府财政的人作斗争，我们要号召工农群众驱逐那些人出苏维埃机关。苏区军民响应毛泽东和政府的号召，厉行节约，把财政开支减少到最低限度，如1933年11月中央苏区经费预算总计为3303145元，12月就降至2415057元，节省了888088元［7］；1933年11月，中央政府各部预算总额为12032元，1934年3月增设了粮食部，预算总额反而减少到2831元，节省了9201元［8］。可见在毛泽东要求厉行节约的教育下，当时苏区取得的成果是很大的。
　　
　　二、注重从制度建设上来确保廉政建设
　　
　　毛泽东历来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新生的政权应该是人民的政权。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揭露了官吏的腐败，赞扬了农民新政权的廉洁，他说：“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9］非常鲜明地指出廉洁不廉洁的关键在于权力归谁，归土豪劣绅就不廉洁，归人民就是廉洁的。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提出了新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人民的政权应该为人民的思想。他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10］如何保障人民的政权为人民呢？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廉政制度建设。
　　首先是法律制度的建设。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中，毛泽东十分注重以法反腐，通过立法来惩治贪污腐化分子。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尚属初创，毛泽东就向工农革命军颁布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的三大纪律和“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六项注意，同时还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针对中央苏区的腐败现象，1932年7月，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发出14号训令，规定：对苏维埃贪污腐化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同副主席项英一道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训令明确规定：“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消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11］这一系列的法律制度的建立，使中央苏区的反腐工作有了法律依据，对廉政建设起了很大的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