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促进新时期比较教育创新与发展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特殊年份,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全教会”),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当前,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全教会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在此特殊时刻,我们迎来了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成立40周年、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第15届年会暨庆祝王承绪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带着对我国比较教育发展与创新的有关思考和困惑,我们对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顾明远先生做了独家专访。
　　顾先生的科学研究涉足教育学科的许多领域,且均有很高造诣。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比较教育学科。他曾担任三届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现为学会名誉会长,对新中国比较教育发展作出特殊贡献。作为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教育学的创始人,顾先生至今已经培养博士研究生40多名。他的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素来谦和、朴实、平易近人,顾先生就是秉承了这种气质和作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我们坚信,在这位“学术无愧人师、德行堪为世范”的平和敦厚的长者的精神引领下,中国的比较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定会在学科创新发展、高级人才培养和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上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比较教育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
　　有广阔的领域需要去研究
　　
　　记者:尊敬的顾先生,您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元老,从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派出的首批留学生之一,到后来把比较教育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阵地,成为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奠基者,至今已有约60年。首先请简要回顾一下您自己是怎样走上比较教育之路的?
　　顾明远:我是学教育基本理论出身的,从苏联回国后也主要从事教育学的教学工作。1964年,我国几所高等学校成立了外国研究机构,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外国教育研究室。学校把懂得外语的老师都调到外国教育研究室,于是这些老师就开始研究外国的教育。
　　比较教育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的。1980年,教育部邀请美籍华裔比较教育学者胡昌度到北京师范大学讲学。当时,我任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兼教育系主任,负责胡昌度教授的讲学和比较教育大学教师进修班;后来组织大家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从此走上了比较教育研究之路。
　　记者:在您看来,比较教育学在整个教育学科群中处于什么位置?其主要特征是什么?您如何看待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创建、发展及现状?您对一些学者担忧的“比较教育危机”又是怎么看的?
　　顾明远:比较教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先从国际上说起,比较教育开始于18世纪的欧洲国家。当时工业革命促进教育的普及,民族国家刚刚建立,各国都在发展本国的教育,为了借鉴别国的经验,出现了各国教育的比较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国际上比较教育的研究方向发生转变,主要是许多宗主国家研究如何把自己教育制度输送到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同时,由于战后冷战时期开始,国际竞争也推进了比较教育的研究。冷战结束后,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逐渐转向教育发展的方法论研究,当然也十分关心新兴国家的教育研究。
　　从中国来讲,比较教育一出现就定位在通过对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比较研究来探索教育的一般规律,同时介绍发达国家教育经验,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借鉴。整体而言,它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是介绍几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先进的教育思想并引进先进的课程内容,对于我国在“文革”以后恢复教育秩序、重建教育制度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各级各类教育和各种专题进行比较研究,如出现了《比较高等教育》、《中外职业技术教育比较》、《师范教育比较》、《现代课程论》等著作。同时,研究的领域也扩大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上也有了较大发展。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今天,比较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专题研究,如世界一流大学的比较研究、发展中国家普及教育的研究、各国课程改革研究等。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有了许多增长点:一是对国际教育问题的专题研究,如国际环境教育研究、国际全纳教育研究、国际理解教育研究、国际女童教育研究;二是各国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三是对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的研究,如世界银行教育报告和援助对各国教育的发展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理念对各国教育的影响研究等;四是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如文化学研究方法、人类学研究方法、和而不同的方法论理念、国际教育论坛的理念。
　　近些年,有的学者提出“比较教育危机”,这种提法是从比较教育缺乏自己的方法角度提出来的,认为什么学科都要比较,同时比较教育又总是借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方法,而没有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因此构不成一门学科。其实,建立一门学科不光靠有没有自己的方法,而首先要确立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概念范畴、理论体系,当然包括方法论体系。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单一的学科方法是不存在的,关键是有没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比较教育不仅不应有危机,而且还有广阔的领域需要比较教育学者去研究。
　　
　　二、王承绪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
　　创始人和奠基人
　　
　　记者:今年是我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先生诞辰100周年,请您评价一下他对我国比较教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顾明远:对于王承绪先生百年华诞,我要首先祝贺他健康长寿,学术常青。关于对他的评价,我们中国教育学会在给他的贺信中有很好的描述:
　　“王承绪先生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他领导中青年学者编撰了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他编写的《比较教育学史》等著作奠定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他不仅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而且时时注意国际教育发展的动向,不断介绍国外的经验和发展趋势。尤其值得钦佩的是,逾九十高龄仍手不释卷,近几年来翻译出版了数部国外高等教育的著作,在国内高等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承绪先生学养深厚,中西贯通,执教于杭大、浙大的几十年里,勤奋耕耘,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他们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学术无愧人师,德行堪为世范。”
　　
　　三、比较教育研究要始终坚持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记者:说到研究方法,近年来口述史研究方法在历史、文学等领域越来越流行,在教育研究领域也日益受到重视。您对教育口述史这一研究方法是怎么看的?
　　顾明远:我认为,教育口述史只是研究教育发展历史的一个辅助方法,可以了解历史发展的一些背景和细节,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文献的研究。因为口述史会有一些个人的误记和感情色彩。研究历史更重要的是掌握事实的真实性,不能光靠口述史。
　　
　　记者:在比较教育研究方法上,您提出了一种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方法论,可否对此做个介绍?您在教学和科研中又是如何具体落实这一方法论的?
　　顾明远:我在比较教育方法上提出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是基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教育离不开该国或该民族的文化传统,不研究他们的文化就很难理解他们的教育。为此,我承担了中国教育“九五”规划课题“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召开了国际会议,出版了专著;我个人又研究了“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也出版了专著。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其他学者也出版了其他相关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