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音乐的进步全凭讲究音乐教育

　　音乐教育是一个国家音乐文化事业的命脉。30年代是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发展最有成效的阶段。萧友梅说过：“西洋音乐的进步全凭讲究音乐教育。”①他担任国立音专校长后，音乐教育生涯达到人生巅峰时期，短短几年将学校建设成远东第一流高等音乐学府，开拓了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模式的道路。
　　1927年11月27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成立后补行开学典礼。蔡元培任院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12月，蔡元培因大学院事务纷繁，委托萧友梅任代院长。至1928年9月学生名额已增至80名。②1929年暑假期间，由于留校学生须交纳杂费、音乐院面临降格为专科学校、有的教师幕后操纵等原因，引发了一场“学潮”。萧友梅于8月向当时的教育部辞去院长职务。参加学潮的洪潘、冼星海、张立宋、陈振铎、蒋风之、熊乐忱等十余名学生在按教育部训令暂行停办国立音乐院后离开学校。③这是萧友梅音乐教育生涯遭受的第二次重大打击。从不擅长写诗的他写了十余首“述怀诗”。其中《莫干山歌》（之二）云：“我爱莫干山之泉/又爱莫干山之云/ 泉水清且冽/可以清吾血/ 云海大而深/可以警吾心/ 吁嗟夫/世途渺难测/ 亦如莫干山之泉与云/ 处世无警惕/不如归隐于山林。”《述怀》（之四）诗云：“我为音乐心力尽/ 中途宁可一牺牲/ 他日未必无时会/ 愿随诸公再力争。”④1929年8月20日，国立音乐院改组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育部部长签发委任状，聘任萧友梅为校长兼教务主任。他的音乐教育生涯重新掀开新的一页。
　　萧友梅担任国立音专校长后，在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教学管理、强调因材施教、重视艺术实践、提倡勤俭办学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首先建设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1928年9月，国立音乐院即聘法利国和佘甫磋夫担任讲师。1929年10月，聘周淑安为国立音专声乐组主任、专任教员；鲍里斯·查哈罗夫为钢琴组主任、特聘教员；上海工部局乐队首席法利国（Ariigo Foa，一译富华，1900 —1981）为小提琴组主任、专任教员；欧萨可夫（S.Aksakoff，俄籍）为钢琴专任教员。1930年2月，成立大提琴组，上海工部局乐队大提琴首席佘甫磋夫（I.Shevtzoff，俄籍）为该组主任、专任教员；9月，成立理论作曲组，萧友梅兼主任，聘黄自为专任教员兼教务主任，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⑤为声乐专任教员。⑥自1927至1937年十年中，教师总数曾达41人，其中外籍教师28人，中国教师13人。这里有不少教师被齐尔品称为“世界第一流的教授”。这样一种聘用国内外一流师资的办学思想，为萧友梅音乐教育事业的成功提供了最根本保证。
　　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是国立音专办学的重要特色。尽管学校租赁的校舍经常搬迁，自1927年国立音乐院成立至1940年萧友梅逝世，十四年内九次搬迁校址。⑦搬迁校址之频繁，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比较罕见。在这种艰难情况下，萧友梅依然强调严格教学管理，在办学过程中制订一系列规章制度，奖惩分明。1930年4月17日，国立音专呈报教育部修正组织大纲及学则。第二条修正为“本校设预科、本科、研究班，并附设师范科、选科。本科分理论作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声乐及国乐六组”，学校建制日趋完善。⑧“学则”对入学资格、修业年限、缴费、请假、考试、退学、演奏会等各项事宜都作明确规定。如在摇铃5分钟后到课者为迟到；10分钟后到课者为不到；无论因病、因事请假逾一学期三分之一者，不准参加学期考试等等。对优秀学生予以公开奖励。本科生中戴粹伦、丁善德、李翠贞、李献敏、裘复生、易开基、胡然等均获得过甲等奖学金，免收学费一年。丁善德连续五次获甲等奖学金，奠定他一生不断进取的精神。对于违反校规者按条例给予处分。这些举措对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在教学管理上，国立音专基本借鉴并采用欧美各国单科音乐大学体制。从经常性考查、考试、升级到毕业，采用学分制核定成绩。同时，坚持选择教材的高标准，以中外经典性音乐文化遗产作为主要教材，保证学校教学水准符合国际高等专业音乐院校要求，并结合中国音乐实际情况，开设国乐课、中国音乐史和中国古典文学等课程，开创我国琵琶、二胡等民族乐器进入音乐院校并被列为正式课程的历史。同时，国立音专十分重视教材建设和教学设备建设，至1949年，学校尚有图书乐谱6584册，唱片900余张，管弦乐器50余件，钢琴22架，其中大部分是在开院后十年中添置的。⑨在经济条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行。
　　因材施教是萧友梅在培养学生过程中十分重视的原则。音乐教育需要充分发扬学生音乐个性与才能。如丁善德于1928年报考国立音乐院，擅长琵琶、二胡、笛子、三弦等民族乐器，由萧友梅主考录取。他入学后主科为琵琶，副科钢琴。尽管从来没有摸过钢琴，进步却很快。到第二学期，经学校同意，改钢琴为主科，琵琶为副科。1929年改组为国立音专后，萧友梅主动安排丁善德随查哈罗夫学习。到1935年5月11日，“丁善德君毕业音乐会”时，他演奏了贝多芬、李斯特、德彪西、格里格、肖邦、贺绿汀和齐尔品等人的作品。⑩这是国立音专第一次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此外，萧友梅始终没有忘记国立音专培养音乐师资的重要任务，在本科之外特设师范科，并通过教育部通告各省教育厅保送若干学生来音专学习，毕业后再回原籍工作。这样，西北、西南等十五个省市都有学生来到上海。李士钊即当时山东的保送生。这些保送生对推动全国各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应有作用。
　　国立音专十分重视艺术实践。师生音乐创作实践与表演实践始终与教学结合进行，形成一个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音乐创作群体。教师有萧友梅、黄自、青主、周淑安、应尚能、朱英、吴伯超、易韦斋、龙沐勋等，学生中如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张昊、张曙、谭小麟、钱仁康、陈又新、窦立勋、满谦之、喻宜萱等均投入音乐创作，或结集出版，或在校刊《音》上发表。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国立音专师生创作大量抗日救亡歌曲。因此，30年代前期，国立音专音乐创作具有全国核心地位。这样一种群体性的音乐创作实践，在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难得一见。国立音专各种形式音乐会接连不断。自1930年5月26日举办“第一届学生音乐会”，至1937年3月举行了“第50次学生演奏会”，在学校成立头十年（1927—1937）中，较大规模音乐演出，学生音乐会有54次，校外公演二十余次。教师周淑安、应尚能，高才生孙德志、喻宜萱、郎毓秀、蔡绍序、斯义桂等录制中外艺术歌曲和电影歌曲唱片，等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开创了我国音乐院校高度重视艺术实践的一个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