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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未来展望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11-16 06:14:45     阅读:


  摘要:外语教育政策关乎一个国家外语教育的走向,关系着一国公民的外语素养、国家经济发展等重大内容。近年来,它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聚焦点包括:回顾反思研究、策略前瞻研究、跨学科研究、相关理论研究、少数民族外语教育研究等。当然,问题与之并存,主要表现在:回顾有余,反思不足;策略前瞻研究,缺乏可操作性;理论研究匮乏,研究角度较为单一;少数民族特色研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未来研究需要着眼于:分析失败的原因,寻觅问题的真正根源;加强实验研究,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加大理论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扩展研究视角;关注民族特色,进行针对性研究。
  关键词:外语教育政策 社会发展 国家安全 问题及展望
  外语教育政策是一个国家在外语教育方面的大政方针,它包括外语教育方方面面的内容。其制定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一代人的外语素养,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安全和文化传承等问题。近年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问题已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扩大。本研究通过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并对其研究现状及趋势作了简要分析,包括回顾反思研究、策略前瞻研究、跨学科研究、相关理论研究、少数民族外语教育研究等六个方面,以期通过对其进行分析、总结,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1.回顾反思研究
  (1)国家利益视角
  有研究者首先剖析了语言(外语)与国家利益的深层关系,然后分别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角度审视当代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历程,同时指出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正面临着政策目标迷失、政策制定机构不统一和政策制定过程不合理的困境[1]。
  (2)跨文化视角
  有学者进行了民族外语教育的文化使命思考,指出外语教育的本质是一种跨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批判我国外语教育一直以来都以“工具论”为主导,并认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改革势在必行,这样才能促成外语教育实质性的人文转向[2]。
  (3)“外语热”现状视角
  我国的外语教育一直都是在国人对外语地位的争议中逐渐发展的。当前,我国出现了有关“外语热”的激烈争议。有研究者界定“外语热”是个历时问题、世界潮流和感性概念,进而分析了“外语热”的利弊两方面影响,并且认为“外语的工具性是第一位的,外语的本体价值在于人们长久以来所认同的工具价值;同时,要构建系统的外语教育政策,必须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外语教育起始年龄问题、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育统整问题和外语考试相关问题”[3]。
  2.策略前瞻研究
  学界研究者也从前瞻性的视角,为外语教育政策的规划和制定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和改革策略。鉴于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有研究者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主体因素、客体因素等分析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关注的要点[4-5]。也有研究者分析了影响中国关键外语选择的因素,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综合国力与教育因素、信息安全因素、语言本身等因素,最终列出了中国关键外语候选名单[6]。另有研究者提出我国中长期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初步设想要与国家重大发展规划相结合,适应城市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7]。
  3.跨学科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跨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作了探究,包括政策学、语言学、经济学、神经科学、发生学、教育学等,这极大地拓宽了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者的学术视野。
  (1)政策学
  有研究者认为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公共政策研究范畴,因此外语教育政策拥有公共政策所具有的8个特点。其主要任务包括:外语教育政策的文本是首要的研究对象;其决定者、实施者、监督者是谁;其调整所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国家或地区的政策比较研究。而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方法则包括话语分析,定量或定性的实证研究等。因此,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应该分为学术性质研究和政策决策研究两类[8]。
  (2)语言学
  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者从新的语言观视角,分析了不同的语言观对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包括对强势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对少数民族或弱势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和对外语教育政策的影响[9]。也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至少需要参考需求依据和理论依据等,包括语言学理论,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界定外语教育的目的和目标、有助于更加合理地选择外语教学的内容等[10]。
  (3)经济学
  有学者通过对13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外语教育现状及政策的调研,得出了外语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双赢互利的关系,同时给出了各国外语教育政策对我们的启示[11]。有学者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认为外语教育与社会经济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指出经济对外语教育政策的影响主要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体制两方面,其经济价值的高低还受制于这门外语在人才市场上的需求程度、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使用频度等[12]。
  (4)神经科学
  有研究者结合神经科学,得出有关二语习得最佳年龄的结论:二语习得存在关键期。在关键期之前习得二语,才会有近似母语者的二语处理机制,在此之后习得二语,无论是二语的神经机制,还是二语的最终习得水平,都会受到限制。因此,建议各国政府推行外语教育低龄化[13]。
  (5)发生学
  从发生学的历史维度来审视,有研究者认为相比于西方教育政策的“内生性”,即从产生到发展都是一种政策内部演进循环过程的结果,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则更多地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制约,政策制定主体比较单一,体现出鲜明的“外生性”。所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应尊重政策制定的内部规律性以及语言发展的规律性,同时与本民族或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特征相一致,朝着“内生化”和“本土化”的方向发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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