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限制对高校男性教师吸烟行为的影响

　　摘要：本文通过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杭州下沙高教园区中高校男性教师吸烟行为以及环境限制吸烟情况进行调查，探究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家庭三类场所环境限制吸烟对高校男性教师的吸烟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环境限制；吸烟行为；高校男性教师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5-0016-03
　　烟草流行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公共卫生威胁之一。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的调查结果显示，烟草每年造成大约600万人死亡[1]。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2]，烟草流行的问题更是不容忽视。环境限制是指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家庭三种环境下，对吸烟的限制。环境限制吸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政策上的强制限烟措施。有研究表明，强制限烟措施可以降低人群的吸烟率，帮助吸烟人群减少吸烟量，提高戒烟率[3]。美国的控烟经验表明，率先在医生、教师、公务员三个重要群体中开展控烟工作，将会对整个人群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4]。在我国，高校教师作为从事高等教育的特殊群体，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对其他人，特别是大学生群体有较强的示范作用[5]。有研究表明，大学生首次吸烟尝试的动机以好奇模仿为主，其中，教师吸烟行为及态度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6]。本研究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环境限制与高校男性教师吸烟和戒烟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为针对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家庭等环境下限制吸烟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杭州下沙高教园区中的高校男性教师。以杭州下沙高教园区所有高校为抽样范围，计划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下沙高教园共有两大类14所大学，分别为8所本科院校和6所专科院校。第一阶段：分别从上述两大类高校里以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各抽取3所大学；第二阶段：根据选中的6所高校男性教师的数量比例，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男性教师作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其中，规定吸烟时间大于半年，且每日吸烟量至少一支的为吸烟者；规定戒烟时间大于半年，且每日吸烟量少于一支的为戒烟者。本调查从2015年7月份至9月份，共发放问卷280份，回收有效问卷241份，其中39份问卷因调查对象拒绝填写或填写不完整等原因，未能有效回收，有效回收率为86.07%。
　　（二）方法
　　在文献系统回顾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设计了《高校男性教师吸烟行为调查表》。调查内容除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外，还包括其吸烟和戒烟情况，及其环境吸烟限制情况。
　　（三）统计分析
　　所有问卷信息采用Epidata 3.1软件进行数据录入，采用统计软件SPSS 22.0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的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和分析性统计分析方法。统计分析内容包括：（1）应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对调查对象的人口学一般特征进行描述，包括年龄分布、婚姻状态、吸烟率、戒烟、环境限制等情况；（2）主要采用χ2检验对人口学一般特征、环境限制各变量与吸烟、戒烟的关系进行分析；（3）采用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对吸烟和戒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所有的P值均表示双侧概率，显著性水平α=0.05。
　　二、结果
　　（一）吸烟相关影响因素
　　241名高校男性教师中，有41人目前吸烟，吸烟率为17.0%，其中，每日吸煙量少于等于5支的占53.7%，大于5支的占46.3%。经χ2检验，不同文化程度和家庭吸烟限制情况的吸烟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不同年龄、民族、婚姻状况、职业情况和收入分布的人群中差异不明显（P>0.05），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吸烟限制的吸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以是否吸烟为因变量（0=不吸烟，1=吸烟），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与吸烟有关的因素为家庭吸烟限制情况。家庭吸烟完全限制的人群与家庭吸烟没有或部分限制的人群相比，吸烟的概率减少（OR值（95% C.I.）为0.216（0.095-0.490），P<0.05）。见表1。
　　（二）戒烟相关影响因素
　　本次研究的241名调查对象中，共有43人有过戒烟行为，其中27人戒烟成功，16人戒烟不成功，戒烟总体成功率为62.8%。经χ2检验，一般人口学特征和环境吸烟限制情况中各项因素的差异与戒烟成功率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以戒烟是否成功为因变量（0=戒烟未成功，1=戒烟成功），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各项因素对戒烟成功与否都没有明确的影响（P>0.05）。这可能是由于样本容量小，戒烟的人数不多。
　　三、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校男性教师的吸烟率仅为17.0%，与全国男性吸烟率的平均水平相比较低[7]。这可能与高校教师这一特殊职业有较大关系。高校教师的学历普遍较高，大量研究表明，文化程度与吸烟率成负相关[8]。本次调查对象中，最高学历为硕士的占46.5%，其次为博士，占33.2%，高学历者所占比例较大。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吸烟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中，也发现文化程度是影响吸烟行为的因素之一。
　　本研究主要从环境吸烟限制这个角度对高校男性教师吸烟以及戒烟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其中，在吸烟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中均显示，家庭吸烟限制是影响吸烟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结论与徐晓超的研究结论相符合[9]。家庭吸烟完全限制的130人中，吸烟率仅为7.7%，明显低于家庭吸烟没有或部分限制的人群（27.9%），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提示我们在倡导吸烟有害健康这一观念的同时，应该强调二手烟甚至三手烟对人体的危害，在媒体宣传中倡导家庭中限制吸烟的态度[10]，从而引起吸烟者的家庭成员对家庭吸烟限制的重视。而公共场所（19.0%）和工作场所（18.3%）吸烟完全限制的条件下，对吸烟率的降低没有明显影响，可能的主要原因是实际执行的效果不佳[11]。调查显示，医院、学校、餐厅、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的室内从未吸过烟或见过有人吸烟的人数仅为5人，占总人数的2.1%，经常或者有时吸烟或看见有人吸烟的占96.7%。工作场所的室内从未吸过烟或见过有人吸烟的人数为16人，占总人数的6.6%，经常或者有时吸烟或看见有人吸烟的占92.9%。调查对象所在学校有室内完全禁烟规定的有101人，其中执行效果评价为“好”的为42人，规定执行效果好的百分比为41.6%，学校室内有完全禁烟规定且执行效果好的百分比为17.4%，说明目前大学校园内，吸烟限制的执行力度小。一部分研究也表明学校内禁烟规定执行力度小，是教师吸烟率难以降低的原因之一[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