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优秀的、成功的学生个体发展，永远是教育的核心命题，也是教育成功的典型标志。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教育改革就是要为人民更幸福提供更适合的教育服务。当今，教育改什么、如何改、教育事业如何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大事情。就这个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江苏省特级教师、南京市社科院兼职研究员、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永和先生。
　　记者：您对当前教育的现状如何评价？
　　刘永和：我国的基础教育属世界一流。这是因为我国对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教育与培养基础扎实，成效明显。比如，在国外，一些中国留学生因为基础扎实而受到广泛好评，同时，世界上各种“奥赛”大奖获得者中国居多，还有2010年“OECD”举行的“PISA”测试中，我国上海名列第一，遥遥领先。
　　我国的职业教育还处于低谷。尽管我国政府制定了许多振兴职业教育的政策，诸如免除学杂费等，但文化问题不解决，职业教育要走出“低谷”是很艰难的。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滑坡严重。中国高等教育受制于经济发展，政府投入不足，基础薄弱。再加上30年来不断扩招、扩大，致使教育资源和教育需求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加上监管与评价缺少科学体系和可以操作的方式方法，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因而，《教育规划纲要》也指出，高等教育提高质量是未来十年的重要任务。
　　中国的教育文化也是世界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教育理论、教育方法、教育管理、教育研究给我们的教育改革以很大启发。然而，我们似乎渐渐地“迷失”了自我！其实，中国几千年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都是世界教育的瑰宝：因材施教（本质是个性化教育），温故而知新（是记忆与理解的规律），学而时习之（与西方“遗忘曲线”一致），苦学文化（刻苦学习也是一种精神和品质），师道尊严（尊其师，也能信其道）……现在，是中国为世界教育做出贡献的时候了，西方教育的误区在中国教育中能够找到解决方案。
　　记者：从国家教育制度层面上看，您认为有哪些方面需要大力改革？
　　刘永和：第一，高举素质教育的大旗。应该说，南京市是素质教育的发源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南京市就提出教育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认为，一是素质教育要有明确的目标。素质教育的目标是让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不能误读为“全面优异”，否则，我们的教育就会背负沉重负担而误入歧途。三是素质教育需要有实践性指导。南京市总结素质教育实践指导30条案例，编写了《用实践为素质教育求解》一书，受到了专家肯定和教师欢迎。四是素质教育需要百花齐放。素质教育绝不可能是一种模式，而是多种多样、各有侧重的模式。
　　第二，让教育信息化真正促进教育发展。教育手段的发展的确很快，从“粉笔教育”到“多媒体教育”也就30余年时间。基于教育信息化，师生的眼界开阔了，教和学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教和学的质量没有太多提升，原因是教育信息技术的优势没有很好的利用，对教育信息技术的负面作用估计不足，应对乏力。网络的出现，一切处于虚拟状态，人与人的关系性被破坏了，特别是对于学校德育，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我们不能“神话”教育信息化，要看到它实际存在的不足；也不要“妖魔化”传统手段，也要看到“粉笔教育”的简单实用，充满师生的互动。
　　第三，让课程改革成为素质教育的切入点。课改的初衷就是为了实施素质教育，这一点似乎被淡忘了。同时，还需调整课改考评。评价一所学校，先看其素质教育做得如何，而不是看课改做得怎么样。此外，也需要改良“传统课程”。中国的传统课程历经了解放以后的七次改革，是基本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我认为，新课程和传统课程没有本质区别，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其实也只是一些改良而已。
　　第四，让“先行先改”受到国家支持和保护。当前我国教育一是考试制度需要改革，今后十年，我们能不能逐步把以甄别为目的的考试改为以发展为目的的考试？二是学校教育管办分离。三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些都需要“先行先改”，都需要政策支持。
　　记者：在文化趋向产业化的今天，高端学术教育（大学）如何更好地回归教育本位？
　　刘永和： “文化趋向产业化”与“教育产业化”不一样，文化可走“产业化”道路，而且越走越宽广；教育“产业化”则需要谨慎！教育具有公益性特征，教育是由政府提供服务。教育是事业，不是产业，现阶段是国家经济还不足以支撑教育的阶段，适度“产业化”、部分“产业化”可帮助我们解决经费不足和教育发展之间的矛盾，但这只是暂时的，“公益性”则是终极的。高端学术教育关系到科技文化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民族的振兴，应该回归到教育本位，由政府举办、政府管理，以保证其公益性和学术性。
　　记者：目前大学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需要突破哪些阻力？
　　刘永和：首先，需要突破内部阻力。大学自主招生需要公平、公正、公开这些原则上的保证，特别需要科学性、合理性、操作性等这些学术性和程序性的保证。其次，需要突破外部阻力。一是需要教育行政的政策支持，允许有条件的先行先试。二是需要学校和家长的理解，这需要广泛有效的宣传。三是自主招生对于学生需要有吸引力。
　　记者：如何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
　　刘永和：我不赞成“跨越式”发展，经济可以“跨越式”发展，而教育不可以“跨越式”发展，应该扎扎实实，“又好又快”地发展。
　　记者：据有的学者反映：从目前社会上一些现象来看，中国人为不诚信付出了很高的成本，这恰是很严重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其根本就是中国教育的失败。您认同这个观点么？
　　刘永和：诚信的道德体系几乎可用“崩溃”来形容，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诚信危机与中国教育有关，这也是事实。但是，教育的主体却有不同。我认为，学校教育负有责任，而社会教育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诚信危机，学校德育责无旁贷。主要原因有：一是应试教育的强力挤压和错误引导，在德智体美中，德育地位逐渐下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二是德育方式方法不能适应需要。陈旧的德育方法和手段已很难适应现代高难度的德育要求。德育方法的改革势在必行，生活德育、践行德育、体验式德育等应成为学校德育的主流方式。三是教师为人师表不够，教师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职业使命：为人师表。古人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更重要的是家庭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因为学生是社会的人，耳濡目染，深受影响。
　　记者：在学校教育中，您认为现阶段需重点培养的是学生的哪些道德素质？
　　刘永和：中国的学校德育内容很广泛，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心理健康等等，都包含德育之中。现阶段我认为还有两点非常关键：一是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乐于助人、严于律己、见义勇为、尊老爱幼、礼义廉耻……由于市场经济的建设，竞争意识的加强，个性解放的蔓延，中华传统美德受到了巨大冲击，主流价值观遭遇空前的挑战。二是社会责任感教育。现阶段青少年社会责任感意识逐渐淡薄，自私自利有所抬头，令人十分担忧。这两点体现为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突，所以，这方面的培育依然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