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学者(上)

　　一年来，笔者以北师大为中心进行新中国教育学口述史访谈，讲述者常言：“陈友松教授乃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者”几个字本属平常，可是，若置于当代中国的特殊历史语境中，它们又意义非常。甚至可以说，这是对于当代中国知识人的崇高褒奖。回首当代中国教育学术史，包括陈友松教授在内的那一代知识精英，基本上生于晚清、成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于抗战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之中，在经历了新中国前二三十年的政治磨难之后，又在80年代重登杏坛、担负起接续学术香火之重任。其学养才情、品格境界，几成当代中国教育学术史之绝响。近读《陈友松教育文集》[1]，又与他年近九旬的老学生何光荣先生絮谈，并详细披阅陈友松先生的诗文、著译，得以领教什么是“真正的学者”（何光荣先生则以“读书种子”相称）。
　　一、聪慧勤敏，学兼古今中外
　　陈友松生于1899年，其父乃落第秀才。5岁始即从父诵《四书》《五经》，至9岁全部背诵完毕。这既奠定了他基本的传统文化根底，也养成了他善于记诵的习惯和超强记忆力。他9岁后曾遭饥馑而辍学放牛，复染病迁延3年。1922年，他曾为诗记儿时生活、学习境况：
　　追思为儿时，母线补儿衣，送儿黄牛背，山中去嬉嬉。阿父课儿读，大雪尚霏霏，阿伯语阿父：“此儿或庶几。”手舞足蹈喜，汲汲把书披。阿伯教捉笔，牙牙亦学诗，日中进严帐，夜里入慈帷。人称有福子，自叹可怜儿！病难丛丛至，碎学岂不悲！[2]
　　一位卢姓牧师救其疾而奇其清癯聪慧，力促其父，于1915年送其至武昌就读于教会所办修善小学。同年冬，以四省教会小学会考第一名入武昌“博文书院”。该书院由英国循道会传教士创办，学制6年，初中、高中各3年。学费甚高，非一般穷苦人家所敢想望。能入此学者有三种人：富家子弟，循道会联区小学免费入学考选出来的佼佼者，以及一律免费的传教士子女。[3]陈友松仅读1年小学就能以最优异的成绩考入该校，既表明其所受启蒙教育之卓有成效，也显示了其过人的勤敏。书院允许成绩优异者跳级，陈又以4年的时间修毕6年课程。虽然陈友松自己对此时所学未作详细说明，但透过间接材料可知，博文书院是一所既“洋气”又“古板”的学校。它延请受过高级教育的洋人和中国举人任教，师资力量雄厚，除重视数、理、化、天文、地质等基本自然科学课程外，也重视中、外文以及中外历史的教学，自清末以来即教授四书五经、古诗、《左传》《东莱博议》《纲鉴易知录》《圣经》等文化性很强的课程。由此可以推断，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博文书院的陈友松，此时不仅接受了基本的西学训练，对传统的经、史、文之学的理解也进一步深化了。
　　博文书院毕业后，英国教会牧师贾溥明慨然资助其留学于菲律宾马尼拉师范学院，为期3年。陈友松回国工作3年后复返菲律宾，在菲律宾大学教育学院研习教育理论两年。他回国后，曾任江西省教育厅视导员，因非其所志，转而任职于商务印书馆之东方图书馆，得以结识王云五及胡适等学界名流，并对王云五所编之四角号码字典之检字法多有创见、多有贡献。后在王云五与胡适的大力推荐下，任浙江省立西湖图书馆西文部主任，得有博览群书之机遇。这些学习和工作经历，不仅使他西文大进，对西方的哲学、文化和教育有了日益广泛而深入的理解，对中国文化和教育实际也有了深切体会。
　　1928年底，他参加湖北省官费留学考试，在28名录取者中名列第一。1929年初赴美，先入加州大学及斯坦福大学就读，并兼任华侨《中西日报》主笔，以便自己更好地了解美国社会、文化和教育。第二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由于带着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广泛的工作阅历去留学，又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一批享有盛名的教育家——如杜威、孟禄、坎得尔、施菊野诸大师——之熏陶，所以他能迅速突入西方教育理论殿堂，以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现实的关怀去撷取西方的理论和知识，确立自己的研究课题。这期间，他除了注重比较教育研究，还潜心于教育财政之研究，并完成了以《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为题的博士论文。5年之内，连获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1935年学成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厦门大学、广州勷勤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1952年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
　　二、体大思精，自成一家之言
　　虽然从就学于菲律宾大学教育学院开始，他就在《东方杂志》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不少介绍西洋教育的文章，但真正使他声名鹊起的，却是其博士论文的发表。中、美学界名流如马寅初、杜威等对该文的高度评价（杜威甚至以“东亚第一流学者”相称），使他迅速跻身国内知名学者和教授行列。此后十余年，他奋力搏击于动荡起伏的时代洪流之中，学问、思想大放异彩。他在中国的教育财政和电化教育研究领域有拓荒之功；在比较教育领域，也颇多创获：除详为评介欧美教育（特别是美国教育）外，他还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和介绍苏联教育的学者之一。
　　1939年，他发表《苏联的教育研究》（见《教与学》第4卷第6-7合期）一文；1944年，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苏联的教育》。该书共有11章，先述“苏联教育的社会背景”和“教育发展略史”，次述苏联的“教育之原理”“教育行政”“学制系统及其量的发展”“学前教育”“小学与中学教育”“师资训练”“地方教育辅导”“都市教育——以莫斯科为例”，并以“苏联的教育研究”终其篇。他之所以重视苏联教育，是因为苏联已成为继美国而起的又一世界强国。他研究美、苏教育，并非就教育论教育，而是把它们置于各自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之中进行考察和比较，以明其利弊得失。20世纪40年代末，鉴于以美、苏为代表的两极世界已经形成，他撰写了《美苏两强的教育比较观》（见《正论》1948年第5期），旨在以世界眼光，把握未来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文章开宗明义地说：“两个世界或一个世界的将来如何，不仅决定于美苏两国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的动向如何。更深一层看去，实决定于这两强的教育与文化的动向如何。我国夹于两大之间，联齐联楚，或中立不倚，都值得我们注视两国的教育动向。”文章从量与质两个方面，对美、苏教育进行了画龙点睛的比较，颇中肯綮地指出了中国所当取法于苏联者五、所当取法于美国者五及所当避免者五。而他立此高论的基本立场，则是“科学的世界的人本主义”；也就是说，中国虽为弱国、夹缝于两强之间，却不能甘当仆从、“不入于杨便入于墨”，而应“言拒杨墨”，“超乎其上”，以世界主义的胸襟达至民族主义的目标，以科学为手段去实现人本主义的理想。
　　“科学的世界的人本主义”并非一时冲动、突发奇想的产物，它本身就是其世界观和大教育观的高度凝聚，是他立足现代世界的根本矛盾和问题、融会古今中外文化和理论智慧的结果。此前几年，他已开始思考现代世界的根本问题，先后发表了《国父诞生的时空背景》（1942年）、《新世界秩序与社会计划之探源》（1943年）、《时代的分析》（1946年）等佳作。他说：
　　西洋文明的全体主义与机体主义却已解体了。科学醉心于原子主义。哲学醉心于个人主义、唯物论和机械论。经济则醉心于放任主义。进化论的适者生存说，使强权代替了公理。同时理想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形成了霸道的国家主义，扩而充之成为帝国主义。对抗之者又有唯物史观的共产主义和各种种派的社会主义。东亚已有，东施效颦。所谓明治维新，“广求知识于世界”已在这几年里（“这几年里”系指孙中山出生后、即1866年后的几年里——引者注）开始了。[4]
　　这主要是对现代世界各种病象的呈现。至于其根源，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