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区教育典型分析与启示

　　[摘 要] 社会的发展催生了人们对终身教育的需求，社区教育作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载体，长久以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与关注。国外社区教育发展历程较长，在管理模式上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系，也为我国社区教育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关 键 词] 社区教育；发展；启示
　　[中图分类号] G648.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7）32-0020-02
　　一、社区教育的概念界定
　　社区教育，顾名思义，是指对实施教育的环境和面向群体进行了界定，《培格曼国际终身教育百科全书》将“社区教育”定义为一种为所有年龄人而组织设立的，由在正规学校系统之外开展社会、娱乐、文化与教育等方面的部门所进行的、旨在促进社区生活的活动[1]。此处正规学校系统一般是指原有专门从事学历教育的场所。但随着社区教育地位的不断提升，现在社区教育更多的还是依托正规学校进行，如社区学院等，只不过是存在于传统正规学校系统之外的非正规教育形式。严格地说，“社区教育”一词是20世纪初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的，社区学院作为美国社区教育的主要形式脱胎于19世纪末创立的初级学院，它主要是为解决广大中学毕业生上大学难的问题和满足日趋旺盛的成人教育需求[2]。
　　除此之外，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等，将“社区教育”理解为社会教育，包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实用知识和技能、个人兴趣爱好提升培训等；另外，还有丹麦的柯隆威创办的民众学校所开展的民众教育，将社区教育定义为对外开放的学校教育等多种观点。虽然对社区教育概念的理解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是研究切入角度上产生的差异，社区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大教育的概念，其教育内容丰富、教育形式多样、服务对象广泛、教育场所以社区为主等，正如厉以贤教授所说：“所谓社区教育，是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以及实现社区发展的一种社区性的教育活动过程。”[3]
　　二、国外社区教育典型模式分析
　　目前，学术界一般把1844年丹麦第一所民众中学诞生、开始从事民众教育作为社区教育的起始，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区教育在终身教育理论、全民教育理论、人力资本理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和社区发展等理论的支持下，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和完善。终身教育、全民教育让社区教育发展有了理论支撑，人力资本理论和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为社区教育目标制定、内容确立和教育形式选择提供了理论指导，而社区发展理论则将社区教育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中，使社区教育与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社区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地区受制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影響，也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教育发展理念与模式。
　　（一）人文主义与北欧社区教育
　　丹麦柯隆威是民众中学和现代社区教育运动的创始人，他主张用人文主义的精神生活来弥补民众受教育太少的缺陷，强调把民众中学办成“为生活而设立的学校”[4]。民众教育的目的是保障每个人学习知识、获得发展的权利，主要面向接受正规教育不足的人群，因而其所崇尚的人文精神、关注弱势群体的传统成为北欧国家社区教育的特色。
　　北欧社区教育管理是自治型的，政府并不直接对民众教育进行管理，只是通过法律文件规定政府对其应给予的经费支持和目的，即使建立了像瑞典国家成人教育委员会之类的民众教育管理机构，也只是负责向民众教育组织拨付经费，对其开展的教育情况进行评估，从而间接进行管理。而组织社区教育的民众中学等机构，也没有统一的课程大纲，他们可以根据自身以及受教育的特点来选择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充分体现了民众教育“自由、自愿”的特色。
　　（二）实用主义与美国社区教育
　　实用主义是美国文化的精髓，美国社区教育将实用主义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核心指导思想，引导社区教育主要实施组织社区学院的发展。它要求教育必须与当天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充分体现了教育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化的本质内涵，其主要体现在补偿性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解决居民生活需求三个方面。由于实用主义的影响，社区教育的发展主要是社区自下而上推动的，社区各类组织承担教育项目的组织与管理，自发性和自主性很强；联邦政府、州政府主要通过在政策、立法和财政拨款等方面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不同的州还设立了不同的社区教育管理机构，如高等教育委员会、社区学院委员会、社区教育管理委员会等，部分州也会委托大学来管理社区教育。美国的社区教育跟北欧类似，具有极大的自治性。
　　（三）民众教化与日本社会教育
　　日本将社区教育定义为社会教育，其主要服务的是振奋国民精神、培养国民性格等的民众教化方面，教育内容上侧重政治教育和社会文化教育，功能上强调“教化”的发挥和国家对社会教育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日本社会教育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国家、都道府县和市町村都设有分管社区教育的部门，当然，日本社会教育也有自治的一面，如公民馆由社区居民自主策划、实施各项活动，学习者在参与过程中通过自主性的团体独立开展各种文化教育活动。国家1949年颁布的《社会教育法》也明确规定了创办公民馆的目的：“为市町村或者某一特定地域的居民结合其实际生活进行教育、学术、文化方面的活动，以使居民提高教养、增强健康、陶冶情操、振兴生活和文化，充实社会福利。”[5]也正是其有利于发挥公民自治的积极性，因此，公民馆发展普及很快，覆盖面也广，其普及率仅次于小学。综上所述，日本社会教育属于混合管理型，兼具政府主导型与自治型两种模式的优势。
　　（四）社区文明建设与新加坡社区教育
　　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利用社区和社区中心开展思想文化建设、传播儒家文化等，以加强社区居民精神文化方面的教育，其开展的社区教育活动与社区建设活动紧密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并形成了以“提供服务、满足需求、建立秩序”为宗旨的独具特色的社区教育与管理模式。所以，新加坡社区教育管理是以政府主导为主，政府在社区设立各种类型的派出机构管理社区事务，政府部门内也有专门管理社区组织的机构，管理自上而下，权责明确。同时，社区组织领导者也是由政府来任命，从侧面也加强了政府对社区的控制与影响。另外，社区居民虽然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教育各种活动，但很少参与活动的发起、组织以及法规起草与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