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率研究
〔摘要〕人口压力能否转变为人力资本优势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快慢的关键因素。本文分析了教育存量与我国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关系，并提出增加我国总人口的教育存量，是提高资本存量的最佳路径。
〔关键词〕劳动力资源；教育存量；资源利用率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2-0148-04
一、劳动力资源丰富
但人力资本存量低
人们在探讨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时，总是把目光转向工业革命，似乎西方世界经过工业革命一夜之间实现了现代化。然而近年来经济史家们经过追根溯源的研究，发现西方世界率先摆脱贫困而迈上经济持续增长的致富之路，有其深刻的非经济根源。尤其与“解放人、发现人”的开发人力资源、增加人力资本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有着千丝万楼的联系。而工业革命并没有在当时经济、科技仍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发生，也与中国长达几千年“劳心者治人”的封建社会制度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在以“治人”为目标的社会，人的潜能被“人的关系治理”所牵引，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不可能突破技术创新规模临界，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
我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且就业人口中25-29岁组的比重最高，这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结构比较年轻。从动态上来看，从1982年到2006年，低龄就业人口下降的幅度大大高于总体低龄人口下降的幅度，低龄就业人口减少的绝对量大大超过低龄人口减少的绝对量。并在低龄就业人口的就业程度不断下降的同时，女性低龄人口就业程度下降幅度更快，超过男性0.54个百分点。从绝对数量上看，我国人力资源的总体利用程度比较高，属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我国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并不是人力资源强国。美国人力资本存量为13.4年、爱尔兰11.7年、韩国12.3年、菲律宾9.4年，而我国约为8年左右，相当于美国1900年8.1年的水平。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大量文盲，发达国家在六七十年代就降到1%，而2000年中国15岁以上的文盲人口仍高达8700万人，占总数的6.72%，相当于德国的总人口。[1]
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一个突出反映是国民素质竞争力低。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2002年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分析，中国国民素质竞争力处于较低水平，而其中的“金融教育充分性”“工程师适应性”和“信息技术技工适应性”三项指标被列为49个国家和地区的倒数第一位；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比例2000年仅为1.4%，不仅大大低于欧共体国家平均5%的水平，与美国的12%相比差距更大。[2]
人口教育存量低的另一个标志是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需要。首先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人力资本存量过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人均教育年限仅为6.8年，半数以上为小学及以下水平，严重影响第一产业人口转移、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4年，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与日本的同行业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差3年，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足6%，难以与“世界制造工厂”的地位相匹配。其次表现为高层次专业人员和劳动熟练工人严重缺乏。200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80%以上仅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3.8%，与OECD发达国家的差距高达5倍以上。1990-2000年，我国每百万人口中数学家与工程师人数为459人，仅相当于美国的1/9、日本的1/10、韩国的1/4。即使在装备制造业实力颇为雄厚的上海市，目前工程师以上的人才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0.48%，而日本为5.9%、韩国为2.24%、新加坡为1.56%。上海现有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比例也只有6.2%，这与发达国家高达30%到40%的比例相去甚远。[3]
二、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较低
我国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从1980年开始一直上升，从2000年到2015年左右，我国15-64岁人口比例都处于70%左右，劳动力相当充沛，而同期美国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为66.2%，日本为68.5%，英国为65.7%，法国为65.9%。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1982-1990年，劳动适龄人口平均递增率为2.48%。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适龄人口以每年净增1100多万人的速度递增，并且这种增长趋势还将保持到2010年左右，那时总人口将达到峰值。界时劳动适龄人口将达到9.4亿人，比1990年增加近40%。
在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总人口就业率提高更快。1982年人口普查时，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为51.9%，1987年提高到54.74%，1990年提高到57.25%，中国总人口就业率高于发达国家，更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比如同时期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总人口就业率分别为46.1%、48.4%、43.9%和38.3%。最近一次普查显示1999年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为56.06%，虽然和十年前相比略有下降，但和别的国家相比仍然很高。[4]
中国未来20-30年将是利用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除沿海开放地区以吸引外资补充经济起飞的原始资本积累动力外，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投入弥补初始资金的不足，走的是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发展的路。因此非常有必要分析一下人口资源的贡献率。
虽然中国劳动适龄人口比较很高并呈增长趋势，而且总人口就业率也很高，但人口资源对经济贡献率却很低。根据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分析，1995—199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为2885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仅相当于日本的3.1%，美国的3.5%，德国3.6%，韩国的7.1%。在当今时代，“人口”不同于“人力”，人口庞大不等于“人力”丰富。[5]
据国际权威评价机构瑞士国家管理发展学院1996年对46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中国在国际竞争力中的总排位居第26位，其中经济增长竞争力排位（GDP和国内投资增长率均居第1位，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率均居第2位）居前列，而国民素质竞争力排位（20—45岁人口高校入学率、公共教育经费人均支出和有竞争力的高级管理人员三项指标均居第45位，人力资源开发程度和公司培训二项均居第40位）则均居最末几位。[6]
农业人口资源利用率和效率更低。据世界银行的资料，197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商品生产增值的比重已高达51.6%，进入了“半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但在产出结构急剧变化的同时，社会就业结构则呈现出惊人的超稳态现象。1952-1978年期间，我国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份额上45.4%下降20.4%，而同期农业劳动力份额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只由83.5%下降到73.8%。严重背离了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劳动力流动规律。1978-1991年期间，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农村非农产业迅速扩张的产物，而不是城市化的结果。13年间农村内部从事各种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由3149.5万人增加到8906.2万人，为转入城镇的3.35倍，占同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78.6%。[7]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新阶段，随之农业劳动力转移呈现出加速的势头。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抽样调查显示，2003年农业劳动力转移1.1亿，2004年和2005年都为1.2亿，2006年1.5亿，其中，上海外来人口581万，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此巨大的劳动力资源由于人力资本含量偏低，只能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摇摆流动和盲目流动，利用率和对经济贡献率非常低。虽然我国人口资源利用率低，但我国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值）约为80，而发达国家为94，世界平均为65，并不比发达国家差多少。[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