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排斥视角下幼儿教育公平问题探析

　　【摘要】社会排斥对幼儿教育公平性的影响包含了显性的排斥制度和隐性的排斥机制的影响。显性的排斥制度包括户籍制度排斥和组织制度排斥。隐性的排斥机制包括社会网络排斥和空间区隔排斥。追求幼儿教育公平，应该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消除制度性排斥屏障；应该增加财政投入，理顺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应该明确幼儿教育性质，使幼教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以减轻社会排斥因素对幼儿教育公平性产生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幼儿教育；教育公平；社会排斥
　　【中图分类号】G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0)10-0035-04
　　
　　在我国，幼儿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幼教资源仍然是一种相对稀缺的社会资源。作为教育的起始阶段，幼儿教育公平诉求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影响幼儿教育公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排斥因素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拟从社会学视角探讨现阶段我国社会排斥因素对幼儿教育公平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最早提出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学者拉诺尔。1974年，拉诺尔用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概念指称那些没有受到社会保障的保护、同时又被贴上了社会问题标签的不同类型的人，例如精神和身体残疾者、自杀者、老年病患者、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等边缘人以及反社会的人和其他社会不适应者。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欧洲委员会接受了社会排斥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作制定社会政策的重要参照。由于西方各国的政治传统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排斥具有不同的含义。现在社会排斥一词的含义已经泛化，意指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对边缘化的贫弱群体的排斥。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排斥就是指社会中某一个阶层、群体或个人由于某种原因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弱势地位，他们被社会剥夺了一些应有的权利，从而导致了生存状态的恶化。社会排斥一般包括经济排斥、政治排斥、文化排斥、社会关系排斥等。在幼儿教育领域，也存在着这样的社会排斥因素，进而影响到幼儿教育的公平。
　　
　　一、影响幼儿教育公平的社会排斥因素
　　
　　从作用的方式来看，社会排斥因素可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的社会排斥是通过明确的制度、政策、法律、习俗的规定，即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而造成的社会排斥，这种排斥会将一部分人排除于正常的社会权利之外，例如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中国城乡居民的不同国民待遇等。隐性的社会排斥是指在一些看似平等的游戏规则之下隐藏的因为文化、观念、习惯上的原因而造成的实际上的不公正。影响幼儿教育公平的社会排斥因素包含了显性的排斥制度和隐性的排斥机制。
　　
　　(一)显性的排斥制度
　　
　　1．户籍制度排斥
　　
　　在我国，制度排斥是结构性排斥的一个主要方面。这种社会排斥有些是由国家或某些组织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造成的。还有一些是无意识的政策失误或不正当的政策导向引起的，这种排斥往往受到国家政策、法律、社会习俗的认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陆续出台了多种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最终造就了城乡二元化的户籍身份体系，形成农民与市民两种基本身份群体。户籍制度的二元化直接导致了国家对幼儿教育财政投入的二元化。城乡儿童在不同的制度架构中获得的是不均等的教育资源，幼儿教育的不公平性逐渐显现。
　　作为一个起到排斥作用的制度安排，教育财政投入的不公平引发了幼儿教育过程的不公平。建国以来，国家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倾向于城市。并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各种教育资源向城市高度集中。据统计，农业劳动者阶层在我国所占比率为42．9％，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然而，我国城市公共教育机构获得的资源远远多于农村公共教育机构。一方面，由于得到的教育财政投入非常有限。农村幼儿园的办园质量无法与城市幼儿园相比。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收入水平较低，农村幼儿家长也无法承担过高的教育成本。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的调查：我国农村的收入等级结构形态是一个蜡烛台形状，上层极少，中层和中下层的比例也很小，各占1／7左右，下层所占比率接近70％。农业劳动者阶层往往因为经济上的困境无奈选择一些低收费、低成本、低质量的民办幼儿园。这类幼儿园一般设施简陋，规模很小，缺乏户外活动场地甚至存在安全隐患，幼儿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障。有的农业劳动者干脆放弃了让子女接受幼儿教育的机会。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也往往因为户籍原因失去接受幼儿教育的机会。城乡之间因户籍制度造成幼儿教育发展的巨大落差，是我国幼儿教育不公平的突出体现。
　　
　　2．组织制度排斥
　　
　　根据社会排斥的垄断范式的观点，社会秩序具有强制性，因而，排斥包含着阶级、地位和政治权力的相互作用，并为特定群体的利益服务。也就是说，由阶级、地位和政治权力划定界限的社会实体对稀缺资源享有垄断权，这种垄断权赋予他们共同的利益，他们也力求通过社会封闭(socialclosure)来保持这些利益，其他人则被挡在利益外面。在现代工业社会，最重要和最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和物)往往是由组织控制而不是由个人拥有的。因此，组织中的管理者实际上拥有了对所属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处于不同单位部门的人在享受的各种社会资源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其中就包括幼儿教育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城市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居住地区“街居制”为辅的社会管理体制。与这个社会管理体制相适应，政府以不同的方式分配幼儿教育的财政支出。对于政府和事业单位所属的幼儿园如各级各类政府机关幼儿园，政府按照人员编制和供给标准给予办园经费，这类幼儿园在公共财政投入和分配上享有更多的优惠。2009年10月，广州市财政局网上公开了本市114个政府部门2009年的部门预算。文件显示，广州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市人事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文化局、市港务局等8个部门的9个机关幼儿园，支出预算共计7431．44万元，其中一般预算资金合计6001．32万元。这意味着这些幼儿园总计计划支出7000多万元，其中有6000多万元来自财政经费补贴。在9家幼儿园中，有两家幼儿园预算超出了1000万元，预算最高的市第一幼儿园．预算支出为1997．91万元(其中一般预算资金支出为1546．11万元)，市委市政府的两家机关幼儿园预算支出总额合计也超过了千万元。这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质疑。这类公立幼儿园并不采取“就近入学”，而是主要招收政府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子女，以及教育系统工作人员的子女．剩下的入学名额则以捐资助学的形式向社会开放。很明显，这类幼儿园对受教育者的家庭提出的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要求，更多的是组织资源上的要求。如果某儿童不是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的子女，几乎没有就读该类幼儿园的可能。这类现象即是